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彖）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上傳）

論斷孔子，當然要以《論語》為準。但是《周易》的《彖傳》《象傳》出來，這樣的孔子，就變成一個跟《論語》牛頭不對馬嘴的孔子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因很簡單：《易經》中的孔子，是假造的。

孔子眼中的「易」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早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為整部《論語》中，根本沒有這類喜「易」的記載；也沒有讀「易」讀得次數太多，以至捆書的繩子都斷過三次的記載。從《論語》中看孔子，一點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對「易」著迷。古文《論語》中只有一段話：

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這段話，陸德明《經典釋文》解釋得極明白：「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從古以後，《魯論》的原文，該是：

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可見孔子同「易」的關係，是後來附會出來的。

何況，所謂「六藝」之名，是後起的。孔子時候有「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學科，但不叫「六藝」。這些學科是貴族學的，甚至貴族也沒機會學。《左傳》記韓宣子到魯國後，才看到《易象》與《魯春秋》；季札到魯國後，才看到各國「詩」與「樂」。《國語》記士亹教楚太子，課目表中就有「詩」「禮」「樂」「春秋」。《左傳》《國語》中記當時人的許多談話，也對這些學科多作引述。可見所謂「六藝」為孔子所作的說法，是附會的。事實上，孔子只是一位教這些學科的教師，是把這些學科從貴族化普遍到平民化的一位功臣。孔子明明說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說「六藝」出自孔子之手，是不通的。

即使在「六藝」中，孔子講的也是「詩」「書」「禮」「樂」，他對「易」卻沒什麼。孔子以後的孟子，那樣崇敬孔子，卻沒提到孔子對「易」有什麼，而孟子一輩子都不談「易」。荀子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也不談「易」。

若說孔子作「六藝」，跟他「晚年」喜讀「易」對照起來，也是不通的。對自己「作」的，「晚年」學起來以求「無大過矣」——對自己「作」的如此處理、如此對待，能通嗎？

所以，「易」只不過是孔子時代的一門學科而已，並且在孔子眼中，是不能跟「詩」「書」「禮」「樂」「春秋」等量齊觀的。

「易」的後來居上

「易」成為「六藝」之一，是一步一步擠入的。在《荀子》中，我們看到的還只是「詩」「書」「禮」「樂」「春秋」五項。從五項變為六項，是《莊子》以後的事。《莊子》說：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到了漢朝董仲舒手裡，「六藝」之名早已形成。董仲舒說：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春秋繁露》）

「易」本來是卜筮手冊，它本身很簡單，有玄沒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猶未足，硬要弄出玄理來，所以愈來愈不簡單了。把「易」弄到玄理化，他們很自然地要找個大師依附。孔子就在這種需求下，被「易」攀上了親。於是孔子變成了喜「易」者，「易」變成了「六藝」之一。

喜「易」者不但攀到了孔子，對所有道統中人物也大攀特攀。他們說「易」中的「經」和「傳」，都出自聖人之手：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農（或伏羲，或文王）；作《卦辭》《爻辭》的是文王（或周公，或孔子）；作《彖傳》《象傳》的是孔子。其實這都是造謠。因為這些說法的來源，都是戰國、秦、漢之間的書，是不可信的。

造謠中最登峰造極的，是《繫辭傳》中說五帝先王「觀象制器」的玄理系統。根據這種系統，五帝先王做的每一件事，都從「易」而來。伏羲做漁具，神農做農具，黃帝、堯、舜垂衣裳、做船、服牛乘馬、蓋房子、造棺材，等等，等等，無一不取自卦象。沒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就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易」的重要，當然超出一切之上。這樣看來，「易」不但是「六藝」之一，甚至是「六藝」的頭頭了。於是，在西漢後來，古文家，就把「易」提到「六經」之首了。

於是，《莊子》裡的「六經」次序——「詩」「書」「禮」「樂」「易」「春秋」，到了漢朝，就變成了「易」「書」「詩」「禮」「樂」「春秋」了。班固說：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漢書·藝文志》）就這樣，「易」由後起之秀變成了「為之原」，在經典排名戰中，搖身一變成為龍頭老大了。

1985年1月14夜12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