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歷史，完全歸罪於慈禧太后，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並不覺得很恰當。我想，應歸罪於整個制度。……為什麼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簾聽政？還是她利用了祖傳的這個宗法制度。她搞了那麼多年，把中國搞成那個樣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這種制度維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

這種話，就未免太有問題了，李翰祥未免太簡化了政治鬥爭與歷史事實的複雜性。事實上，正確的歷史解釋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麼多年」，正因為她不斷地在破壞制度。這種破壞，最後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給斷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奪權的辛酉政變為例。辛酉政變給肅順等的罪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說咸豐臨死前並沒要他們接事，「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贊襄名目」乃是他們假造的；一個是說他們反對垂簾聽政，「不能聽命於皇太后」。其實這些罪狀，都不能成立。第一，「贊襄政務」是咸豐七月十六日下的諭旨，《翁文恭公日記》中明記這一諭旨與立太子的諭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後來《文宗實錄》中也記錄了「贊襄政務」的話。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是別人假造的？第二，反對垂簾聽政乃是維護「祖宗舊制」，因為清朝家法中，從來沒有這種制度。順治康熙時候，有攝政、有輔政，可是從沒有什麼垂簾不垂簾。王闓運寫詩說：「祖制重顧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顧命大臣贊襄新君的。女士們是不能出來輔佐帝王的，「祖宗舊制」沒有垂簾聽政，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別人「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個制度」，是與歷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齣道，所作所為，就是破壞制度。她用破壞制度的方法非法殺人關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來鞏固她的政權。這樣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沒有的。

破壞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壞制度的手段奪權成功以後，她再破壞制度，使太監勢力坐大，以為爪牙。遠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規定「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干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併正法」。但是制度歸制度，慈禧太后照樣破壞。最初她用的是太監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宮裡鬧個不停，最後還鬧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蕩蕩到山東去。船上掛著大龍旗，說「奉旨欽差採辦龍袍」。船上有他買來的十九歲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鏢的、做飯的、剃頭的、修腳的、說書的，還有個和尚，以及和尚的廚子。他們在船上又唱又鬧，又僱來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東，上岸換車轎，騾子二十二頭、馬十七匹，還有一隻驢，外帶大車轎車，又浩浩蕩蕩前進。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不過去了，秘密通知了恭親王。恭親王認為該給慈禧太后一點警告，就密令丁寶楨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寶楨這種做法，就是公然維護制度。相對的，就無異於證實了慈禧太后的目無制度。

又過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后的勢力更穩固了。這年8月，她叫太監李三順帶東西出宮，送給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監不準走正門，只能走旁門。可是此太監一定要走正門，還不聽檢查，結果跟守門的發生武打。太監跑回去，加油加醬，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來慈安太后，說我還沒死他們就眼裡沒有我了，若不殺守門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殺守門的。掌管司法的官說這可不行，一來守門的沒犯法；二來根據祖制，守門就該這樣不通融。慈安太后說：「什麼叫祖制？等我死了，我豈不也是你祖宗？」堅持要殺人。司法首長（刑部尚書）潘祖蔭說：「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處理，依法處理就是無罪開釋，如果太后要殺，可以另外自行去殺，不能叫司法官這樣違法殺人。」慈安太后沒辦法，只好告訴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來潘祖蔭，大哭大鬧，捶床大罵，罵潘祖蔭沒良心。後來同意打折扣，不殺，可是要當廷打守門的，要「廷杖」（當廷打屁股）。恭親王說「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們清朝不能學。西太后說你事事跟我作對，你是誰啊？恭親王說，我是先皇第六個兒子。西太后說，我革你的職。恭親王說革得了職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兒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氣得要命。最後恭親王還是遷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該處罰的處罰了事。

上面所舉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門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壞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壞，甚至更嚴重的破壞，還多著哪！例如立光緒，是破壞宗法制度；脩名園，是破壞財政制度；殺戊戌六君子，是破壞司法制度……諸如此類的破壞，還算是粗枝大葉的。其他無微不至的，還更驚人呢！以唐才常「自立軍」失敗後的「沈藎案」為例。要處死沈藎，可是因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願用行刑來破壞慶典，又不願等到「秋決」，就乾脆在監獄中把沈藎鞭打四小時，血肉橫飛後，再予勒斃。這種殺人新招，又哪裡有制度？

我的勸告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個制度」，是與歷史真相不符的。固然歷史劇難免「不完全是依照歷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離譜了。「本事」中的許多敘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只是普通的清宮戲，又當別論。但是我們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許的，顯然有百尺竿頭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我懷疑李翰祥發揮得是不是少了一點？用這樣空前絕後的大戲，做「現代人的借鏡」，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點？

說到「現代人的借鏡」，李翰祥說：「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但是，「以古喻今」的一點——當然是重點的一點——又在哪裡呢？

我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應該加強垂簾聽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簾，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緒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緒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這漫長的黑暗統治中，慈禧太后實在是中國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執政者樣板，她毒辣、她陰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貪鄙、她「舉天下以奉一人」。這些醜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個紅顏老去、經期難調的女人，於是一切就更槓上開花了。慈禧太后這一樣板意義，我覺得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最該刻意串聯的現實意義，而正好用來「以古喻今」。……（編者略）

我深信，用電影手法去表達歷史劇的現實意義，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給人們更美滿的影響。我在臺灣，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遺憾。乃特別遙想《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一番，以寓愛深責切的微意。同時也給隔水相望的藝術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勸告。

198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