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論衡·幸偶》篇）

他又舉例說：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板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同上）

這些「有幸有不幸」的現象，既不是有意志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麼回事呢？又該怎麼解釋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釋是「命」字。王充說：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併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超逾。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

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慧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兇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論衡·命祿》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結論是：「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論衡·命祿》篇）這是告訴人們，山裡的玉、河裡的珠，生來就是貴重的。它們不必自貴，人自貴之！人的命，怎麼樣就怎麼樣，一切等著就好了，「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嗎？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為有這樣的結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說：

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兇，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兇；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兇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論衡·命義》篇）

世俗的說法是：

世謂受福佑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論衡·禍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論衡·福虛》篇）

王充卻反駁這種說法，他是不相信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的。因為這種說法的成立，必有賴於天人感應，有賴於天道的意志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志的，當然就不相信會有福善禍淫的情況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們可以感覺到，他似乎在用一種小的迷信（宿命）理論來推翻一種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論，有點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種新的玄學來推翻一種舊的玄學。相對地說，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學，的確比它們所要推翻的來得高明一點。在王充的時代裡，以他的處境和學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就是如此。設想在當時由官方帶頭的迷信大運動裡，由御用學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動裡，王充能夠敢於對「世書俗說，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獨處，考論實虛」，而要「心湧，筆手擾」地發之於著作，我們就不能不對他佩服了。我們雖對他的「大智」有所苛責，但對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沒話說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