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林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姜夔《過垂虹》

青樓的存在，是與文化藝術分不開的。文化藝術是它的風光主體，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費內容。假設青樓是一卷裝幀精美、圖文並茂的古書，那麼文化藝術就是書裡的文字和圖畫。這樣的一卷古書，它的最重要的讀者、最理想的讀者應該是什麼人呢？答曰：士。

這裡所說計程車，指的是讀書人。不論已經高官做得的，還是終身白衣卿相的，這些人是文化藝術的承載者、建設者、傳播者和消費者。青樓文化，無論從其社會功能還是審美追求上來說，實質就是一種士的文化。

這樣講的意思並不是說，青樓是專門為士人服務的機構。正像「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所比喻的，青樓的大門原則上是向一切人敞開的，「有嫖無類」。只要有錢，別說工農兵學商一視同仁，就是老弱病殘幼也不能拒之門外。理論上儘管如此，然而事實上卻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樓的慾望、資格和興趣，正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聽交響樂一樣，任何一個文化場所，都是有其主要針對的接受者的。

中國的妓女從一開始，就以藝術工作者的身份出現。那時她們的服務物件，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統治階級。隨著封建社會的上升發展，士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成為統治階級的基本力量和人才來源。大量計程車，身懷安邦治國之策，吟風弄月之才，特別需要一個滋養他們精神生活的銷魂之地，於是，青樓就成為他們最理想的場所。

士人最重要的進身之道是科舉。一旦金榜題名，便可免除差徭賦役，前途無限，令人刮目相看。科舉考試的前前後後，日夜溫習，四處奔走，造成極度的精神緊張，再加上多數士人背井離鄉，孤身在外，這便使青樓對於他們顯得格外溫柔親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與貢院對門而居。餘懷的《板橋雜記》中寫道：

舊院與賞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遨旬日之歡，或計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間拋玉馬。此平康之蠱事，乃文戰之外篇。

貢院乃是國家高等學府，在堂堂天子腳下，竟然與妓院「面對面的愛」，實在令人深思。試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牆，對面是一片紅燈區，歌女、舞女、按摩女、應召女郎、游擊女郎、導遊女郎，淫聲朗朗，香風陣陣，那邊教授學者歡聚一堂，大談如何整頓學風，這邊博士碩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騙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體統！令人擔憂的是，真有這麼一天也說不定。

士人在經濟上一般都比較富裕，即使寒門出身，其實也是中小地主，屬於「中產階級」。為了官場角逐，家庭對他們的供給無疑是豐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來給子弟揮霍。若做了官之後，自然俸祿有加，無須有阮囊之憂。但妓女之喜歡與士人交遊來往，經濟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妓女作為活生生的個人，自然也有著主觀上的好惡。士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來，一般要風流倜儻，錦心繡口，不僅能夠十分內行地欣賞妓女的「藝」與「色」，而且他們自身的「藝」與「色」也反過來可使妓女產生審美愉悅。這便是自古以來，才子須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會上被看做精英人物，能與他們相好，自然也無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愛吟詩作賦，等於是最好的廣告媒體，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贈詩，自然身價倍增；反過來，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廣告媒體，詩作若能被青樓女子四處傳唱，自然也名聲大振。可見，士人與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賴，開句不太過分的玩笑，可以說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長期共存，互相欣賞，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關係。

以上幾點都是從功利角度進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夠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春風得意時，「小語偷聲賀玉郎」，時乖命蹇時，「同是天涯淪落人」。士人最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賞識玉郎才子，所謂「慧眼識英雄」，所謂「喚取紅巾翠袖，媼英雄淚」是也。

下面結合一些例項，展現一下妓女與士之間說不盡的萬種風情。

有一個「旗亭畫壁」的故事，歷來膾炙人口，被多次編為戲劇。其最早的出處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原文如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