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喬人贏了；

勝利是他們的，

這些野蠻人……

——博爾赫斯《猜測的詩》

1986年嚴冬——如果以博爾赫斯的生平做參照的話，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時候，我在上海周莊寫了第一篇像樣的小說《變調》，標題是撿來的，寫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悶，利比多的作怪，為賦新詞強說的愁。諸如此類。小說到一年多後才發在《崑崙》雜誌上（1988年第一期，該雜誌於1997年停刊），這也是我的處女作。小說發表後不久，我收到了中學語文老師的一封信，高度讚賞了我，封我為「母校歷史上的第一個作家」。老師姓駱，年輕時寫過詩，一度當過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是我們家鄉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鐘愛的學生，我們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離校後，尤其寫小說後，也許是我的文學熱情喚醒了他已逝的夢想。在以後日益緊湊的交往中，他間接、直接地對我有過這樣的教誨：文學與政治之間沒有可以溝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當作家就必須遠離政治，否則「你在編織別人不幸的同時，也將給自己帶來不幸」。

這個出自中學老師之口的簡單道理，似乎並沒有被智識淵博的博爾赫斯所懂得，他與庇隆——庇隆政權——之間有始無終的糾纏，無疑給他帶來了巨大的不幸。這不幸首先是體現出他在政治上驚人的無能和任性，然後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頭腦」的崇拜者，而最終導致了諾貝爾文學獎與這位文學大師擦肩而過。如果時間真的像博爾赫斯說的一樣，是「迴圈交叉的」，那麼有一天當博爾赫斯再度開始他燦爛的文學生涯時，請他記住我中學老師的教誨也許是很有必要的。那樣的話，我們或許會看到一個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爾赫斯。當然，這樣的話，下面這樣的詩句我們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類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從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發現，只要我們套用博爾赫斯的邏輯推理，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得荒誕、混亂、虛妄、無聊，將我們可憐的心智變得更加可憐。這就是博爾赫斯的神奇：一切都彷彿置身於迷宮中，又像是在夢中。

庇隆是個什麼人？

他一度像博爾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樣，「是個戴上校軍銜的軍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樣的是，這位上校軍官具有強烈的政治熱情和靈敏的政治頭腦。和當時掌握阿根廷政權的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樣的，他滿臉笑容，收音機裡的聲音十分友好動聽，朝後梳的頭髮烏黑髮亮，身邊還時常站著一個頭發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後來的妻子愛娃。正是靠著這些騙人的紳士風度和一些「懸空的承諾」，庇隆獲得了成千上萬的支援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敗和歷屆政府的軟弱，成功地在政府中鞏固了他的地位和勢力。不過，在博爾赫斯看來，有地位也好，勢力大也罷，他充其量只是個「外省的暴發戶」，是個「野蠻的高喬人」，是「阿根廷的噩夢」。1943年，眼看著這個「服飾講究、權欲熏天的軍閥」在政府中屢屢得勢，日漸坐大的樣子，博爾赫斯似乎預見到了阿根廷的未來，並把他的預見寫成一首詩公佈於眾。這首詩題名為《猜測的詩》，這樣寫道──

高喬人贏了；

勝利是他們的，

這些野蠻人……

當時博爾赫斯雖然已經寫出像《小徑分岔的花園》這樣很多後來享譽全球的小說，但他的名氣遠沒有後來那麼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內。可以肯定，當時庇隆並不知道博爾赫斯這個人，但是通過這首《猜測的詩》，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個詩人或小說家，對一個「野蠻人」來說是難以記住的，但是對一個謾罵他的人，一個已經預見到他即將得勢卻又公然蔑視他的人，他又怎麼可能記不住呢？忘恩記仇可是野蠻人的本性。不用說，正是這首藝術上並不見長的《猜測的詩》——「政治的詩」，博爾赫斯把自己輕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時也推上了「政治舞臺」。這會給博爾赫斯帶來什麼？博爾赫斯在猜測阿根廷未來政局的同時，對自己未來的命運也作了猜測——

在這黑夜的鏡子裡，

我追上了我

那張無可懷疑的臉。

我踩上了尋找我的長矛的陰影。

我死亡的嘲弄，騎兵，鬃毛，

戰馬……向我逼近

堅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鋒利的刀割斷我的喉嚨

不論是對庇隆，還是對自己，博爾赫斯的猜測都是十分準確的。1944年，47歲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總統，兩年後又順利當選總統。1946年6月，庇隆就職總統後兩個月，博爾赫斯失去了米格爾·卡內圖書館的公職。失去就失去，問題是失去的同時庇隆政府又專門給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職：科瓦多街雞兔市場檢查員。別說明眼人看得出來，就是一個瞎子摸也摸得出來，讓深度近視、手無縛雞之力的博爾赫斯去做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惡毒的。對此，博爾赫斯除了拒絕，別無選擇。當然，借詩發發牢騷是免不了的：

那個不知名的冷酷無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給了他選中的人：

把黑暗的牆壁給了彌爾頓，

把流浪和遺忘給了塞萬提斯。

記憶中得以延緩的東西歸於他

歸於我們的是渣滓。

如果說當初博爾赫斯作《猜測的詩》抨擊庇隆顯得過於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麼現在庇隆如此明目張膽又惡毒地回擊博爾赫斯，同樣顯得過於任性而缺乏政治風度。畢竟，博爾赫斯從本質上說只是一個文人，從客觀上說這個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內不是沒有一點影響力的。庇隆對博爾赫斯甩出的惡毒的「最初一擊」，非但在相當一部分作家圈內失卻了信譽，而且也預示著以後他當政期間將始終有一個叫人頭痛的聲音陪伴著他。這個聲音很快就在一次宴會上放開了喉嚨──

獨裁扶植了壓迫、奴役、殘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對曾經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雖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卻又在偷偷摸摸地幹著國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屈辱、黑暗……

作為博爾赫斯的老朋友，《南方》雜誌沒什麼猶豫地刊登了這篇幾乎毫無顧忌的發言稿。庇隆深感頭痛，但對一個已經失去公職的無業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治理他。這下博爾赫斯嚐到了甜頭，膽子變得更大。1947年，博爾赫斯和比奧爾合作編著《怪物的狂宴》，對庇隆政權進行了露骨的譏諷，以致當時阿根廷沒有一家刊物膽敢刊發，包括一向支援博爾赫斯的《南方》雜誌。莫內加爾一直是博爾赫斯忠誠的支援者，據說當他看過此作後，「深感博爾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於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這篇文章裡博爾赫斯對庇隆和他的政權的發難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有些說法更近乎猜想，還有一些甚至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憑空編造的」。這篇文章當時沒有發表出來，應該說對博爾赫斯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如果這些猜測坐實，博爾赫斯無疑要揹負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學之稟賦為政治站隊提供便利的惡名。但是，發不發表都說明博爾赫斯對庇隆和庇隆政權的憎恨已經從開始的無意變成了刻意，從模糊變成了清晰，從而變成了一種個人化的情緒和努力。他也許以為通過自己的一些努力會把庇隆扳倒，所以不願罷手，甚至有意團結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這當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實上，從他公開反對庇隆起，這位「口吃的、膽小的作家」在面臨政治壓力的同時，也面臨了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壓力。昔日好友薩瓦多，因為實在忍受不了他對庇隆的固執和任性，終於與他分道揚鑣；忠誠的支援者莫內爾加，因為常常感到無所適從，禁不住也發出這樣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