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

地點：北京

記者：請問餘先生哪一年開始聽西洋古典音樂？

餘華：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間比較晚，今年三月剛剛買音響。以前，也用walkman聽過一些磁帶，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今年剛剛開始。

記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認為音樂比小說還重要嗎？

餘華：沒有任何藝術形式能和音樂相比。應該說，音樂和小說都是敘述類的作品，與小說的敘述相比，音樂的敘述需要更多的神秘體驗，也就是音樂的聽眾應該比小說的讀者更多一點天賦。

記者：聽說您從買音響到現在，半年多時間，就買了三百多張cd？

餘華：確實是如飢似渴，再加上剛入門時的狂熱。實在是有一種買不過來的感覺。

記者：那麼，您現在一天大約聽多長時間的音樂？

餘華：我早上起得比較晚，從起床一直到深夜我都聽，只要是可以坐下來靜心聽的時候。到了深夜，我就用耳機聽。

記者：寫作的時候聽不聽？

餘華：不聽。

記者：聽說您對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餘華：我喜歡為內心而創作的藝術家。在我看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是為內心的需要而創作的，他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貝多芬和馬勒作為柴可夫斯基的兩個參照系，我個人的感受和體驗可能更接近柴可夫斯基。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所表達的痛苦，是一種古典的痛苦。在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痛苦的聲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們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來很像是激動，或者說在他那裡痛苦和激動水乳交融了。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是《田園》，《田園》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單純。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貝多芬代表了十八世紀？

餘華：貝多芬創造的是一個英雄時代的音樂，因為他不復雜，所以我更喜歡聽他的單純。馬勒音樂中的複雜成分，你在貝多芬那裡很難找到，但在柴可夫斯基那裡可以找到。馬勒和柴可夫斯基其實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我總覺得柴可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

記者：有一種說法，認為柴可夫斯基的音樂里表達的只是他個人的痛苦，而馬勒音樂里表達的是整個猶太民族及世紀末的痛苦，馬勒能在音樂中超越痛苦，而柴可夫斯基卻永遠跳不出來。

餘華：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絡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麼都有了。我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不用去了解，一聽就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產物。我覺得柴可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就是因為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沒有超越。幹嗎非要超越呢？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記者：您認為絕望和超越絕望，這兩者有沒有高低之分？

餘華：深陷在絕望之中，或者說能夠超越絕望，這應該是同等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絕望吸引，這使我更容易被它感動。因為絕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說絕望是一種徹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種變化的情感。柴可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給人們看，所以我以為柴可夫斯基比馬勒更能代表十九世紀的世紀末。

記者：你不喜歡馬勒？

餘華：應該說，每一個作家的創作情況不一樣，每一個音樂家的創作情況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並沒有好壞之分，說他們有好壞，就過於簡單。馬勒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九交響曲》。當他要傷感地向這個世界告別，當他要表達的是非常具體的一個活著的個人與死亡的關係時，顯得非常有力量，表達得無與倫比。

記者：您認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是他個人與死亡的對話？

餘華：或者說是一種關係，一個活著的人和死亡的交往過程。起先是要抵制，後來才發現，死亡已經給了他一切。這部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那個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我覺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馬勒這裡，《復活》好像是一種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觀點；而《第九交響曲》表達的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他老了，心臟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迴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