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項心理機制的有效調動和有機配合，形成積極、亢奮的審美狀態；但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心理機制也會出現疲頓和萎靡，形成觀眾的心理厭倦。
心理厭倦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藝術家們總是想方設法採取防範措施。一場成功的演出，不僅要自始至終不使觀眾厭倦，而且還能讓觀眾數看不厭。藝術家本人與觀眾的關係，也應如此。
一適應與厭倦
在人的各項心理活動中，適應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人的感受能力對於外來刺激由不適應到適應，對人來說，是由敏感到不敏感的轉化。對外在刺激來說，是其效能的降低和鈍化。
一個人面對一項困難的工作，或來到一個艱苦的環境，由不適應到適應，實際上也就是工作的困難度和環境的艱苦性在這個人心目中的降低，這往往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此人涉足的是一件違德之事，所處的是一個汙穢之域，倘若也由不適應到適應，那就是外在邪惡對此人的同化和腐蝕，當然是一件壞事。中國古語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從兩個方面說明了感知的適應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動，也都會出現適應。
觀眾對某種戲劇，往往會出現從不習慣到習慣，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例如北方人對於南方劇種，年輕人對於老戲，書齋文人對於村俗演出，嗜好傳統演劇方式的觀眾對於現代派戲劇，都有可能出現這一個過程。這種適應，大多有積極意義。
但是，適應更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這種演出再也無法對觀眾提供有效的興奮，再也無法阻擋觀眾厭倦的產生。觀眾的這種厭倦，標誌著他們在審美選擇上產生了某種期待，但對被厭倦的物件來說，畢竟是一種負面訊號。觀眾的厭倦，曾把無數藝術家推入失敗的深淵。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弗·約·泰馬曾經指出過這樣一種現象：
經常都會看到這樣一些青年演員，他們剛剛登臺的時候得到了應有的成功，但是後來卻辜負了人們對於他們的期望。這個看來有點奇怪的現象的原因是，初登舞臺必然經歷的內心振奮，使他們的神經處於震盪與興奮之中，因此他們無需特別費力就能充滿激情。後來，在公眾面前露面已習以為常，這固然解除了他們過於激動的心情，但也使他們降回到自己固有的平庸。（弗朗斯瓦·約瑟夫·泰馬：《論演員的藝術》。）
泰馬所說的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泰馬只說了一半。劇壇新星的黯然失色，除了他們對觀眾的習以為常之外，更由於觀眾對他們的習以為常。在這個關口上，觀眾在演員身上尋找著更多的潛能，而演員則在觀眾身上尋找著再度的鼓勵。結果，有的觀眾失望了，有的觀眾點頭了，而這些訊號又立即傳遞到演員身上。於是就構成了兩種迴圈：互相激勵是一種良性迴圈，競相厭倦則是一種惡性迴圈。演劇藝術中最使人們喪氣的，莫過於這種競相厭倦的惡性迴圈了。
演員首當其衝，其實別的藝術家都存在被觀眾適應的問題。適應，先造成舒適，後造成厭倦；越到後來，厭倦越甚。以適應觀眾為目標的藝術家們，也許正是經常在為自己種植著苦果。
然而，麻煩的問題在於：任何藝術家，總要與觀眾重複接觸。因新奇而造成的一次性魅力，遠不是藝術家所追求的目標。那麼，究竟怎樣才能使觀眾反覆觀看而不感厭倦呢？
依靠越來越複雜的情節顯然是無效的。複雜情節常常可以使首次觀看的觀眾保持興趣，但是經不起重複觀看。狄德羅說：
故事給人知道了以後，複雜的戲劇就失掉它的效果。
假使一部戲劇作品只公演一次而永不印行，那麼我會對詩人說：你愛把它弄得多麼複雜，就把它弄得多麼複雜，你一定會激動人心，把它們攝住；但是假使你要人家誦讀你的作品而且讓它留傳下去，那麼你就必須把它簡單化。（狄德羅：《論戲劇藝術》。）
狄德羅的道理淺顯明白，令人信服。一般說來，藝術家是為了避免觀眾厭倦才採用複雜化情節的，但恰恰正是複雜化情節，導致了第二次觀看的厭倦。
二對比性心理程式
一齣能夠經得起重複觀看的戲應該是這樣的：它的情節並不複雜，卻包藏著簸盪的心理軌跡，觀眾每看一次都要經受一次很強的心理體驗。這就要求一齣戲在簡潔單純之中包含一些互有差距和牴牾的心理機制，使得觀眾每次都要在心理上攀援一番，既不是彎彎曲曲的盤陀路，也不是一覽無餘的陽關道。
這樣的作品中，包含著一種足以抗擊觀眾心理厭倦的「免疫力」，那就是對比性的心理程式。為了清楚地闡釋對比性心理程式，我們可以看看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對於這方面的高手莎士比亞的分析。夏多布里昂說：
一般人大概都能看出，莎士比亞大量地運用了對比。他喜歡把歡樂同憂傷並列，喜歡把娛樂和歡呼同出葬和哀號交織在一起。被請來參加朱麗葉婚禮的樂師正好趕來伴送她的靈柩；他們對這家人的喪事毫不在乎，竟開起很不得體的玩笑，談些跟這場災難最格格不入的事情；有誰能不從這裡看出整個人生呢？有誰能不體會出這場情景的全部痛苦呢？又有誰不曾見過類似的場面呢？（夏多布里昂：《論莎士比亞》。）
要從對比性心理程式上說明問題，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英國作家德·昆西論述過的《麥克白》一劇中的敲門聲了。麥克白和他的夫人謀殺鄧肯王之後，突然傳來的敲門聲為什麼會使觀眾一次次地感到莊嚴和畏懼？這就是對比性的心理程式在起作用。這敲門聲與他們的謀殺沒有直接關係，也構不成對他們的直接威脅，因為並不是在敲他們所在屋子的門，但給予觀眾的心理效果卻極為強烈。德·昆西思索了許多年之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殺人這場戲原是讓觀眾真切地感受人類魔性的，莎士比亞成功地向觀眾展示了一個與正常理性、日常世界相隔絕的心理天地，觀眾看這場戲的時候，所受到的是單向的魔性的心理感受；敲門聲傳來，使觀眾猛然意識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正常理性的存在，因而陡然產生了人性體驗和魔性體驗的強烈對比。德·昆西在他那篇著名論文《論〈麥克白〉劇中的敲門聲》中，詳細地分析了觀眾在觀看這場戲時曲折的心理歷程，還以自己的切身經驗說明，對這種對比性心理程式的領受和體驗，觀眾即便是一次次、一年年地重複觀看，也是不會產生厭倦的。
雨果把莎士比亞劇作中的這種對比性心理程式闡釋得非常透徹。他說：「整體由對立面構成。莎士比亞傾其力於對偶之中。」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有「明暗交織的光輝」，「喜劇在眼淚中發光，嗚咽從笑聲裡產生」。「莎士比亞的對稱，是一種普遍的對稱；無時不有，無處不有；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對照，生與死、冷與熱、公正與偏倚、天使與魔鬼、天與地、花與雷電、音樂與和聲、靈與肉、偉大與渺小、大洋與狹隘、浪花與涎沫、風暴與口哨、自我與非我、客觀與主觀、怪事與奇蹟、典型與怪物、靈魂與陰影。正是以這種現存的不明顯的衝突、這種永無止境的反覆、這種永遠存在的正反、這種最為基本的對照、這種永恆而普遍的矛盾，倫勃朗構成他的明暗、比拉奈斯構成他的曲線。」（雨果：《莎士比亞論》。）這種對比性組合，都會變成對比性的心理程式，效果與《麥克白》中的敲門聲相類似。
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在安排對比性的心理程式方面又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他常常運用與現實的正常軌道相脫離、相逆轉的辦法，「在佯謬中再現現實」。（參見葉廷芳：《西方現代藝術的探險者》。）
觀眾在觀看他的《羅慕路斯大帝》時，既感受到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不斷攻陷的岌岌危境，又感受到應該心急如焚的羅馬皇帝羅慕路斯那種出奇反常的悠閒和無聊。這種矛盾和荒謬，足以讓任何觀眾心神一振。當騎兵隊長在敵人密集的箭矢中九死一生縱馬前來報告險情的時候，皇帝竟然在平靜地養雞；當家屬在逃離皇宮前怒不可遏地舉起匕首叱罵他的無恥時，他不慌不忙地上床睡覺；更怪異的是，衝進皇宮來的戰勝者日耳曼國王不僅不傷害他，而且還要謙恭地投靠他……迪倫馬特通過這些奇特的對比，揭示了他所信奉的有關歷史興亡的一系列深刻意義，而當這些意念一旦被觀眾領會，又與荒謬的外象構成了對比。
初一看，佯謬與情節劇中故布的疑陣有相似之處，其實，此間大有區別。情節劇中的假象和疑陣恰似一塊包袱布，當真相抖開時它本身的價值已不存在，經不起重複觀看；佯謬則不同，它始終是以對照物的身份出現的，每次重複觀看都能加深品味其中深意。
輸入對比性的心理程式，來抵拒觀眾的心理厭倦，這不僅僅是劇作家的事。雨果說：
天才與凡人不同的一點，便是一切天才都具有雙重的返光。……在一切天才身上，這種雙重返光的現象把修辭學家稱之為對稱法的那種東西提升到最高境界。也就是說，成為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觀察一切事物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才能。（雨果：《莎士比亞淪》。）
梅耶荷德說，「越是逗樂的喜劇，越要演得嚴肅」；（阿·格拉特柯夫輯錄：《梅耶荷德談話錄》。）著名演員維拉·帕申娜婭說，「提一下創造角色時的對比規律，是適宜的。人物生活得愈是輕鬆愉快和無憂無慮，他遭遇到的苦楚就愈是可悲、沉痛和難過」。（維拉·帕申娜婭：《創造角色經驗談》。）這一些，也都是從表演、導演的角度涉及了對比性心理程式的重要性。
中國傳統戲曲的舞臺上，一切有成就的戲劇家幾乎都深知相反相成的心理效能，並把它作為一齣戲「耐看」的奧秘。蓋叫天說：
一個善良的人，哪怕在自己最悲痛的時候，有時候也還要顧念別人，不僅不肯當著別人放聲痛哭，而且還要強顏歡笑；可是這種笑，比哭更使人難過。演員要打心裡演出來，效果是：角色在笑，觀眾卻哭了。（蓋叫天：《粉墨春秋·表演藝術縱橫談》。）
當然，心理厭倦還有更深遠的社會原因，並不能靠預先設計的心理簸盪軌跡完全予以解決。這便涉及到時代性的文化僵化現象了。
對比性的心理程式能解決的只是觀眾審美過程中的心理形式問題，並不能太多地兼及其間所沉積的內容。因此，有些能在劇場中給觀眾以較強的心理感受的戲，觀看過後，仍在總體上感到厭倦；相反，有些心理程式比較單薄的戲卻也能因內容新鮮而有力地吸引觀眾。
更深刻的問題是，就連原先為了克服心理厭倦所採納的對比性心理程式本身，也會產生僵化而使人厭倦。狄德羅挖苦地說，有這樣一種戲，一旦出現一個焦躁粗暴的人物，觀眾馬上可以預計，鎮靜溫和的人物也會很快出來了。他說，這幾乎連躲在觀眾席角落裡的逃學的學生都能猜得出來。顯然，這是把某種對比規律在很長的時間內反覆地、拙劣地運用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