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從觀眾心理出發，維迦討論了佈局結構。他不是一般地論述佈局結構的勻稱整飭，而是以吸引觀眾為支點，把佈局結構歸結到了懸念之上。

整個戲該分作兩部，接榫的地方要承接上面的開頭，然後一氣貫注到下一部。可是故事裡糾紛一定要到末一場才有分解。觀眾一知道結局，就會掉頭走出戲院，把三個鐘頭以來眼睜睜等待的情景拋在背後。因為看到這個場面，就沒有再要知道的事了。

第一幕說明劇情，第二幕使事情發生糾紛，要使這場糾紛一直保持到第三幕的半中間，誰也猜不到如何了局。常要叫觀眾猜測不到，戲裡暗示的一些事情遠不是下面要演出的事。

在分析了觀眾心理的前提下，維迦正確地把戲劇的一個難題，也就是佈局的前後貫通一致與前後的分隔保密，區分了開來，從而也統一了起來。

在維迦看來，懸念是把觀眾安定在劇場裡的最重要的精神紐帶，再清晰曉暢的佈局也不能沒有懸念。

他對懸念的具體要求有兩條：

第一，必須儘可能地延續到最後，他所謂「一直保持到第三幕的半中間」，是就他最常寫的三幕劇體制而言的。

第二，提高保密質量，連「暗示」都不用來作為最後揭示真相的伏筆，而作為巧佈疑陣的手法。

總之，維迦要求把戲設計到雲譎波詭的地步，這在歷來各種編劇技巧理論中也顯得分外突出。

五、悲劇和喜劇應該混合

維迦在這個問題上與義大利的瓜里尼意見一致：悲、喜劇混合似怪不怪，反加豐富有趣，連大自然都為這種混合提供了依據。他認為，在悲、喜劇的混合的劇目中，應該不惜讓帝王和平民同臺出現。

維迦對自己上述一系列的戲劇主張極為自信。原因是有他數量驚人而又極為風行的戲劇作品做後盾。他相信，不向外面伸手，就靠一己的成功，也足以動搖某些戲劇法則了。

他在演講的最後說，自己已寫了四百八十三個劇本，其中除了六個之外，其餘全都嚴重違反了權威的藝術法則，要是不違反就不會風行。因此他全力維護自己的創作實踐，「有時候不合規格的東西正因為不合規格而得人喜愛。」

正是出於對自己創作實踐的有理由的自信，他以傲岸的口氣向人們推薦他的上述戲劇主張：「你們可以把這些看作至理名言，這是從古代的藝術裡得不到的。」

塞萬提斯（1547—1616），這位大作家對維迦的創作天才十分欽佩，如前所述，把他稱之為「大自然的奇蹟」；但是，對他的戲劇學主張卻不以為然。

塞萬提斯沒有發表過系統的戲劇學著作，然而在他的詩歌、小說、劇本中人們卻常會聽見對戲劇的議論。由於他的重大社會名聲，這些議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往後，都對戲劇學發生了影響。

塞萬提斯只斷斷續續地接受過一些中學教育，以後的學問全靠自學得來。在馬德里，他曾會見過西班牙早期著名的通俗劇作家魯埃達。

一五六九年，二十二歲的塞萬提斯作為一個紅衣主教的隨從去義大利，次年參加西班牙駐意軍隊，一五七一年帶病參加抗擊土耳其艦隊的海戰而使左手致殘，四年後在返國途中被土耳其海盜劫擄到阿爾及爾，服役五年，於一五八○年被贖回。回國後他囊空如洗，遂握筆謀生，寫了二三十個劇本，但並未獲得太大的成功，仍不能借此維持生活，於是，又去當了十餘年的軍需官和稅吏，足跡遍及全國，滿目皆是瘡痍。

這些生活積累和思想積累使他在五十餘歲時（一六○五年）重新拿起筆來寫作《堂吉訶德》而一舉成功。此後他還寫過不少短篇小說、長詩和幕間短劇，都取得不小的成功。

當時，塞萬提斯聲名遠播而貧困如故，一六一六年剛為自己的一部小說寫完前言不久，就因病而逝，隨即又被潦草落葬。人們至今都無法尋得這位偉大作家的墓葬所在。

塞萬提斯的戲劇學主張，主要體現在《堂吉訶德》上卷第四十八章教長和神父的談話中。作為一部小說來讀，教長和神父是兩個作品中人，但作為戲劇學來說，他們這裡發表的意見也就是塞萬提斯的意見，教長和神父即塞萬提斯。塞萬提斯的意見，在許多基本方面正恰與維迦針鋒相對。

一、藝術規律與觀眾心理不矛盾

塞萬提斯非常不滿意西班牙當時的戲劇狀況，認為凡是風行的戲大多是沒頭沒尾的胡言亂語。編劇和演員為了投合觀眾，不惜以犧牲藝術規律作代價。他在這一點上與維迦很不一致，堅持認為「演出有藝術造詣的戲比荒謬無稽的更賣座、更走紅」。

為了說明這一觀點，他還舉出當時幾個嚴守藝術規律而又受觀眾歡迎的戲，說：「你瞧瞧，那幾出戲不是嚴格遵守藝術規律嗎？遵守了規律，不還是人人欣賞的好戲嗎？所以不能怪觀眾要求離奇荒誕，只怪演員們不演別的戲。」

他力圖把藝術規律與觀眾心理統一起來。

塞萬提斯不僅以事實來說明兩者統一的可能，而且深入一步，論證藝術規律必然會使觀眾更賞心悅目，有目的的藝術處理以及多種藝術因素的精心搭配，只會增加戲的藝術魅力。

他說：

在一齣精心結構的戲裡，詼諧的部分使觀客娛樂，嚴肅的部分給他教益，劇情的發展使他驚奇，穿插的情節添他的智慧，詭計長他識見，鑑戒促他醒悟，罪惡激動他的義憤，美德引起他的愛慕。隨他多蠢的人，看了一齣好戲心裡準有以上種種感受。若說一齣戲具備了這些因素，反不如不具備更能娛目快心，那萬無此理。

在這裡，他糾正了維迦的某些偏頗，指出了藝術規律與觀眾心理之間的相容相助關係，這是有理論意義的。但顯然他也陷入了另一種偏頗，即完全無視這兩者的矛盾和距離，深信「曲高和眾」，這是不現實的，因此也不可能使維迦們信服。

此外，他所說的藝術規律，與維迦所厭棄的陳腐法則並不是一回事。如「精心結構」、「詼諧」、「嚴肅」、「驚奇」、「穿插」、「詭計」之類，很少會有人全然丟棄不顧的，因此，他的駁難對這個問題的現實症結，略有離逸。

二、藝術限制的重要性

塞萬提斯看不慣那些超越矩矱的戲劇作品。

第一，他決不能容忍時限的突破，說：「假如戲裡第一幕第一景出場一個穿抱裙的小娃娃，在第二景已經成了有鬍子的大男人，這不是荒謬絕倫麼？」所以他呼籲「劇情的演展應該遵守一定的時限」；

第二，不能容忍地界的突破，說他竟然看到了這樣的怪戲：「第一幕在歐洲，第二幕在亞洲，第三幕收場在非洲；如果還有第四幕，那麼準在美洲結局了；一齣戲裡就遍歷世界四大洲」；

第三，不能容忍歷史時代的混雜，把發生於各個時代的事情合現於一臺；

第四，不能容忍人物身份特徵的突破，說「假如描摹老年人勇猛，小夥子懦弱，僕人滿口掉文，小僮兒滿腹智謀，國王像腳伕，公主像灶下婢，這不又是荒謬絕倫嗎？」

對於上述種種突破，塞萬提斯借神父之口十分氣忿地罵道：「這種戲編得連真實的影子都沒有，荒謬得刺人眼目，情理難容；稍有見識的人看了也不會滿意的。糟的是，偏有那些瞎了眼、蒙了心的人，以為這已經十全十美，若再要求改進，就是過於挑剔了。」

接著又說：「作者只要覺得有個奇蹟或所謂奇觀，可以轟動糊塗人，引他們來看戲，就不顧一切，大膽捏造。這都是歪曲事實、違反歷史的，而且也有損西班牙作家的名譽，因為嚴守戲劇規律的外國人看到咱們編的戲謬誤荒唐，就把咱們看作野蠻無知了。」

用如此銳利放潑的言辭，把問題的嚴重性提得那樣高，可見塞萬提斯對這類現象真有點怒氣難平了。

作為一個操筆自如的作家，塞萬提斯把自己攻訐物件的荒謬性寫得淋漓盡致。確實，寫戲而不注意限制，從心所欲而不遵守矩矱，很可能鬧出許多荒唐事來。但是，透過塞萬提斯的渲染和誇張，人們發現還是維迦的意見和實踐更加合理一些。

為了特殊的藝術需要，讓某些幕、場、景之間相隔較長的年月，甚至出現由小孩到大人的跳躍，並非荒謬絕倫。

為了適合某些方域移動性較大的戲劇題材，幕與幕之間跨越洲際也未嘗不可，其實塞萬提斯自己在劇本《幸運的流氓》中就一下子從塞維利亞跨到了墨西哥。

至於寫老年人勇猛、小夥子懦弱、僕人滿口掉文、小僮兒滿腹智謀，更沒有什麼不好。角色既要與自己的身份相衡稱，又需要在特殊的情景中產生令人醒目的變易，這在塞萬提斯自己的傑作中也所在多有。

比較有道理的指責是歷史時代混雜的錯誤，但藝術是一個詭譎的海洋，為了取得特殊的喜劇效果，異想天開地讓不同時代的人事在同一個舞臺上相對照地出現，似乎也可看作一種嘗試，只要不是出於對歷史順序嚴肅性的蔑視，如果說，當時維迦在《清白無玷》等劇本中對不同時代的混雜還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那麼，從二十世紀以來的戲劇實踐來看也就不太稀奇了。

塞萬提斯有關這方面的指責，一方面顯示了一個大藝術家多方面的嚴謹性，另一方面也比較明顯地體現出他的某些保守性。把維迦一些特殊藝術處理的特殊背景和需要抽去了加以集中嘲弄，在方法上也有失厚道。當然，這裡也包含著他所藉以發言的那兩個小說人物刻畫上的需要，不能完全與正式的戲劇論文等量齊觀。

除了上述兩方面的主要意見之外，塞萬提斯還借書中人之口大聲呼籲，「劇本已成了買賣的貨物」，建議請一位有才有識的人常駐西班牙京城，把京城以及全國各地要上演的劇目預先審查一下，一方面促使劇作家多下功夫，另一方面又可使劇團和演員免除憂慮。這就在批評戲劇商品化的正確前提下，走到了請由官方統制戲劇的錯誤泥淖之中。

引起讀者很大興趣的，是他還對維迦作出了公開的評價：

戲班子是作家的主顧，演員有什麼要求，作家總設法迎合。我們只要看看我國一位大才子所寫的數不清的劇本，就知道確是這麼回事。他筆下有文采，有風趣；他的曲詞非常工緻，思想新穎，有許多含意深長的箴言警句，總之，他文字很美、格調很高，所以他名滿天下。可是他為了投合演員的喜好，只有幾個劇本寫得無懈可擊，並非個個劇本都好。

孤立地看，這段話中褒多於貶。但是，如果考慮到維迦當時的巨大成功和巨大聲譽，考慮到文中一些讚美之詞在當時已成了一種難以動搖的社會常識，那麼，這段話的主旨顯然是貶，褒語只是欲抑先揚。

平心而論，塞萬提斯此處對維迦的兩點指責，即無原則迎合和劇作質量的不平衡，都有根據，但是由於這段話出之於他與維迦的上述原則分歧之後，而在原則分歧中維迦似乎又比他更正確一點，因此這個評價的客觀性也就有了疑問。

針對塞萬提斯的責怪，維迦反過來認為塞萬提斯「學術教養」太差，很看不起，這也是意氣之辭、偏執之見。

無論怎麼說，《堂吉訶德》的作者的學術教養是很難懷疑的。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塞萬提斯的地位超過維迦；但在戲劇史和戲劇學上，維迦的地位超過塞萬提斯。

事實上，塞萬提斯在寫出《堂吉訶德》上卷之後不久，也就很快與維迦言歸於好了。同是人文主義者，同是有成就的大作家，儘管主張不一，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