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無反顧地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著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硃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路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開啟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鉅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人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藉人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還沒有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跡的年代，全國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面對這麼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定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內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例如，規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査升遷；高階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慼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以及分號職工的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中還有脆弱的一面。
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兒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在當時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社會效果呢？沒有外在的社會效果，也就難以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他們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
他們的出發地和終結點都在農村，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是他們可追慕的唯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數百年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日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副總經理毛鴻翗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翽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箇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但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翗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裡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著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
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翽看到這個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翗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代表性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動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翽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業務快速地推上了新臺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翽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臺，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成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鉤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汙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翽，而毛鴻翽的孫子則叫毛履泰！
這種汙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也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部情感關係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專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用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裡我已經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裡發出的嘆息，應該屬於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一兩家鋪號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盪。一次次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號，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山西票號不得不撤回分號，龜縮回鄉。有時也能發一點「國難財」，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餉銀無法解送，只能賴仗票號；八國聯軍時朝廷銀庫被佔，票號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只能是曇花一現。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隨之創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匯兌。票號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麼應對。辛亥革命時隨著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號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裡去了，山西票號終於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
於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於，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並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並沒有建立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裡，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於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裡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著眼於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著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十五年了。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遺蹟，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無事生非的人突然針對了我，山西的報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餘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
點評一：
當代中國對晉商的瞭解自這篇文章始。一個政治化的社會，文爭武鬥，大開大闔，以血淚與文辭吸引眼球，商人一直躲在歷史的陰影裡喘息。曾經叱吒風雲的晉商，有著怎樣辛苦的創業史？又如何走向衰敗？我們又該如何尊重創造價值的商人？（老愚）
點評二：
本文「秋雨注」提到《抱愧山西》的巨大影響，《山莊裡的背影》文後注也提到彼文的影響。也許還可以為作者增加一條影響：作者的系列歷史散文，甚至也是如今方興未艾的從電視業到出版業的「重述歷史」的通俗文化景觀之濫觴。
中國有號稱五千年悠久漫長的歷史文明、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為文學「重述歷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資源。這是中國最大的財富，也是中國話語之幸。當歷史進入文學話語，要麼是重新闡釋歷史，提供新的史識，從而發現歷史；要麼是重構歷史現場，以新的故事形態想象性地呈現歷史。餘先生重在闡釋，輕於呈現。融文學呈現與新史識於一體的《萬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歷史」的現代樣本。（馬策）
點評三：
目光遠大、講究信義、嚴於管理，這些共性與個性兼備的商業人格逐漸形成、會聚與輻射，讓當年走西口的人迎來了生命中的一片晴空，他們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躋身「海內最富」；而又由於缺少皈依，精神貧乏，商業人格出現自相矛盾而分裂，加上時局連續不斷的動盪，這種種內因與外因齊在，使這些「海內最富」作別歷史的前臺，消失於歷史的蒼茫之中。
文章著意呈現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一個斷面——山西商業文明的盛衰。這個斷面，乍看是一段群體命運的晴雨變遷，細讀則歷史憂患感、民族使命感赫然在目，充盈於胸，折射出作者對構建現代文明的渴望。本文的邏輯結論從鮮活的故事中來，文章由感性中見知性，充滿質感。（傅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