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好不容易回來後卻立即遭受貶謫。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來總要打聽他們的訊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使後來的流放者們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蹟：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場都消解了，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裡。
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除時，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人，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但他卻以這些人為骨幹，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
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漢族官員的。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
政敵不見了，對立鬆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害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有一種特殊的重量。
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何況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要維繫友誼又非常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完全可以憑藉往昔友誼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東北，他的朋友孫子耕竟從杭州一路相伴到東北。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
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為此他願意叩拜座座朱門來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於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以點頭。
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從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做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
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
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於被贖了回來。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某種關聯。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使我們得惠至今。
五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還想幹一點自己想幹的事情。由於氣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餘時間。有的地方，甚至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就給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選擇的機會。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於撿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想來想去，這種事情和行為，都與文化有關。因此，這也是一種迴歸，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迴歸。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乾的樺葉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利用一切機會傳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用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了這塊土地上文明的進步。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物件，並把考察結果留諸文字，至今仍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鍾愛。例如，方拱乾所著《寧古塔志》，吳桭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於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常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方面，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標家族，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那麼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佔領者。
六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於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並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並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離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建立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於囹圄，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慾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點評一：
流放，作者又為我們觸控了大清帝國一個令人尷尬的部位。揭露鞭撻暴戾的統治者只是一個引子，作者要禮讚那些承受屈辱的文化人。他看重的是文明傳播的價值，他在文化人前面加上「高貴」這樣的修飾詞。（老愚）
點評二：
黑龍江寧古塔，清朝流放之地。大規模的流放，是對生命和文明的摧殘。作為流放的副產品，它很可能鍛造高貴心靈，在某種程度上還能化育流放地風俗。（馬策）
點評三：
在此地，生命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和空間。在經歷了劇烈的創痛與無情的擠壓之後，流放的文人在陌生而荒蕪的土地上重拾生活的慾念。他們開始吟詩，開始傳遞友情，開始拂去心靈的垢與陰霾，繼而他們教書，他們傳授佛法，他們教授耕作與商賈之法，以強烈的實證意識進行著文化的考察，全方位地推動著這塊土地走向文明。於是，他們由可憐的流放者變為可敬的拓荒者。生命因苦難屈辱而蛻變，生命因播揚文明的火種而高貴。
儘管流放這種人生際遇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中也多有鋪陳與渲染，但對生存災難的呈示遠非文章的終極目標，滿腹滿腔的冤屈、漫漫無際的孤獨，並沒有讓流放的生命放慢或停止執著前行的步履，生命的長度、韌度、硬度以及由此帶來的文明的艱難進化，這份由苦難而滋生出的高貴，才是作者雙目的聚焦點和筆管的著力點。因了這種輕重取捨，使本文走離了一般性的欷歔喟嘆的框束，在完成對文化靈魂由流放到復甦的探訪的同時，閃爍著不滅的理性光芒。（傅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