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裡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裡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買了好幾個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

這裡的天藍得特別深，因此把白雲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藍天白雲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與大西北相比，這裡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裡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緻的曲曲彎彎，透著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麼多的甘甜嗎？

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縣，清代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只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有那麼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這三個字成了全國官員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裡產生終身性的聯結，就像墮入一個漆黑的深淵，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裡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噩夢，把那麼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生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是，雲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裡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由寧古塔又聯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瀋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市（當時的尚陽堡）、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控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國古代歷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民間罪犯姑且不論，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時時刻刻晃動著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接受「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堂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來替代一切世俗詞彙，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員：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以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朝廷如何殺戮一個行刺者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瞭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他們的花樣，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部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成為人類以來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

殘忍，對統治者來說，首先是一種恐嚇，其次是一種快感。越到後來，恐嚇的成分越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則越來越多。這就變成了一種心理毒素，掃蕩著人類的基本尊嚴。統治者以為這樣便於統治，卻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礎。這個後果非常嚴重，直到已經廢止酷刑的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

現在可以說說流放了。

與殺相比，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可怕的是人還活著，種種殘忍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繁難了。

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道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査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連身邊的孩子也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在史料中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流放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裡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裡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裡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和林黛玉，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裡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一百五十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麼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係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畫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股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

樹上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麼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於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麼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

我們也見過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動窩囊的人物：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於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那麼，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

三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麼話，有何種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麼反應？

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麼呢？他或許會解釋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鬥士。還有一部分屬於宮廷內部鉤心鬥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與一大群受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麼了。科場案是針對科舉考試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牽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後來也捱到了這類案子——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

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誇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計程車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迴避，不迴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裡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後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併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

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迴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

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理由不聯宗，為什麼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迴避，不迴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後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聖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乾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於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裡。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麼客氣的；還有他們統領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裡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兒女一概罰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兒女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面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這二十個考官應該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居然不明不白地全部殺掉，他們的家屬隨之遭殃。這種暴行，今天想來還令人髮指。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緣由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排成長隊。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長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

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慣常心理邏輯。一切理由都沒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颱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就不錯啦。

四

災難，對於常人而言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文人而言就不一樣了。在災難降臨之初，他們會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但在渡過這一關口之後，他們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識有可能覺醒，開始面對災難尋找生命的底蘊。以前的價值系統也可能被解構，甚至解構得比較徹底。

有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自己死後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

流放者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蹟。洪皓和張邵算得上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撿野菜充飢、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