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華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響亮，也不耀眼，似乎從來沒有成為全國嚮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熱土，就像河南、陝西、山東、江蘇、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承當過的那樣。但是如果細細尋訪，就會發現它是多重文化經絡的歸置之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書院自不必說，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領先全國的道場。在文學戲劇上，從陶淵明到湯顯祖，皆是頂級氣象。

總之，江西在文化上呈現出一種低調的厚實，平靜的富有，不事張揚的完備。這種姿態，讓我尊敬。

南昌郊外的青雲譜，又為江西的蘊藏增加了一個例證。

二

青雲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十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明朝皇室的顯赫後裔。

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十七世紀晚期中國最傑出的畫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個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個兒子朱權的後代。在朱耷出生前兩百多年，朱權被徙封於南昌，這便是青雲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

說起來，作為先祖的朱權雖然貴為皇子卻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教，這與兩百多年後的朱耷構成了一種呼應。但是，可憐的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後覆沒，為道為僧，主要是一種身份遮蔽，以便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後的政治風雨，靜靜地在生命絕境中用畫筆營造一個精神小天地。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院落，能給一部藝術史提供那麼多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洩露著畫家道袍裡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雲譜，沒想到青雲譜竟然相當熱鬧。

此處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小火車站。當日道院如今園圃蔥翠，屋宇敞亮。遊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大多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了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朱耷的後代，滿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無疑惑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後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後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後？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如此悽傷的表情畢竟有點誇張。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他的後代就應該明白，他們的前輩是一個名揚歷史的大畫家，這千古筆墨早已不僅僅屬於一姓一家。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麼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麼不好。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已經很難複製，朱耷在生命絕境中的精神小天地更不容易重現。這是世界上很多名人故居開放後共同遇到的難題，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有一點遺憾。

到青雲譜來之前，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瞭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裡；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併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於在考卷上寫「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知道朱耷重要，卻不知道他的作品好在哪裡。這樣潦倒的隨意塗抹，與他們平常對藝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他們在苦惱地自問：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

因此，青雲譜其實是一個艱深的課堂，讓很多困惑的參觀者重新接受一門有關生命絕境的美學課程。

三

對於中國繪畫史，我比較看重晚明至清一段。朱耷就出現在這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迭出。但是，如果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那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濟以及「揚州八怪」等人身上了。

毫無疑問，並不是畫到了人就一定能觸及生命的底線。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昉、顧閎中，等等，我都很喜歡，但總的說來，他們筆下的人物與他們自己的生命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並不是本人靈魂的酣暢傳達。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畫、花鳥畫，更有可能直截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原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後，大多喜歡錶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基本格局比較固定。畫家們也就把心力傾注在筆墨趣味上了。

筆墨趣味能夠導致高雅，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有沒有可能出現另一種作品，讓苦惱、焦灼、掙扎、痴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一見便可以立即發現畫家本人，並且從生命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中國人在文學上認識屈原、李白，就像歐洲人在美術上認識羅丹、畢加索和凡·高？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藝術講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正好與西方藝術的分裂呼號、激烈衝突相反。對此，我一直存有懷疑。我認為，世界上的藝術分三種：一種是「順境揮灑」，一種是「逆境長嘆」，一種是「絕境歸來」。中國繪畫不應該永遠沒有第三種。

果然，到了文化專制最為嚴重的明清時代，它終於出現了。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振。後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和《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得淋漓而灑潑，躁動的筆墨後面遊動著千般不馴、萬般無奈。在這裡，僅說筆墨趣味，顯然是遠遠不夠了。

對徐渭我瞭解得比較多。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嚐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痴癲。他曾自撰墓誌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產生了特別殘酷的生命衝撞。他的作品，正是這種生命衝撞所飛濺出來的火花，正是我所說的「絕境歸來」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