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斯坦因這些學者，這些詩句也許太硬。但是，除了這種辦法，還有什麼方式能阻攔他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甚至也不騎馬，只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面。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只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統拔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藉口別人管不好家產而佔為己有，是一種與軍事掠奪沒有什麼區別的文化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儘管機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於壓倒了斯坦因，於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當然應該送繳京城。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只用席子捆紮，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裡精挑細選，擇優盜取；怕到京後點數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捲來湊數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卷的車怎麼才能通過？怎樣才能到達？

那麼，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裡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麼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因為他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只用眼角餘光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於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後面。然後，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裡，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後只能跪倒在沙漠裡，大哭一場。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裡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林去世。

此時是中國抗日戰爭進行得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裡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於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訊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克·奧里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充套件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大的轟動是敦煌藏經洞，為什麼在墓碑銘文裡故意迴避了，只提「中國新疆」？敦煌並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林，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進去而未被允許，剛被允許進人，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就離開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林郊區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裡，但他的靈魂又怎麼能安定下來？直到今天，這裡還備受著貧困、戰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麼一個黃昏，那麼，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籙說什麼呢？

我想，王圓籙不會向他抱怨什麼，卻會在他面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遊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於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裡，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點評一：

小人物改變歷史——這個主題為何一再發人深省？我們痛恨這個道士，又何嘗不羨慕他所擁有的權力？歷史不能假定，但誰都有咀嚼的權利。誰不渴望扮演歷史的一個角色而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相對於英雄的傳奇故事，小人物的小肚雞腸更讓人覺得親切。（老愚）

點評二：

當人與歷史相遇，引發解碼文化基因的衝動。所謂大文化散文，正好聯絡著兩個關聯性主題：歷史探訪與文化詢問。探訪是一種有意識的精神漫遊；詢問是一種尊重史實的謙卑姿態，一種理性的知識分析。目的是辨析歷史/文化的確定性，清理我們的來路。在最好的時刻，它應該是極富人文關懷的隱喻性寫作。

《道士塔》不僅是歷史的一聲嘆息，更是沉重的悲泣——因敦煌經卷被掠奪這道流血的文化口。但是在開掘歷史資源時，作者主觀抒情用力過甚，而細節建構的歷史場景則不夠充分。無論叫大歷史散文也好，叫大文化散文也罷，如果不坐實在歷史敘事上，這個「大」就不免自動消解文本的人文深度。（馬策）

點評三：

《道士塔》以鮮活的歷史、厚重的文化與詩意的語言，詮釋著作者對民族悲劇的悲憫之情。

「我好恨」是全文的情感線索，恨貪婪無知的王道士，恨對民族文化淡漠的昏庸官吏，恨洗劫敦煌文化的外國學者，恨民族國力式微。這種「恨」是與「愛」並存的對稱語境，沒有對民族文化的無限鍾愛，便不會有對民族悲劇的綿綿之恨。（廖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