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剛剛從相當原始的游牧生態過來，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會讓原來一起奮鬥的首領們跟不上，造成一次次衝突。不少首領反目成仇、舉刀威脅，甚至重返叢林。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張接受大唐文明的先進分子必然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看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們當做自己人。

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

唐玄宗當然不能殺大門藝，但又不能得罪實際掌權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個計謀。他派了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經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

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能說那幾個外交官胡言亂語，並把他們處分了。

歷史學家司馬光後來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三）

司馬光說得不錯，但他太書生氣了。歷史上，除了少數偉大人物的響亮行為外，多數政治都是現實的。唐玄宗管理龐大的朝廷事務已經十分吃力，他怎麼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權力之爭，付出太大的代價？

於是，那位可憐的大門藝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國的人發現，怕暴露唐玄宗為他編制的謊言。他寄情故鄉，故鄉容不了他；他親近唐朝，唐朝幫不了他。

讓他稍感安慰的是，由於他和別人努力，渤海國還是逐漸領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於自然規律，保守勢力一批批老去，連他們的子孫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終於迎來了西元九世紀的大仁秀時代（817-830）。

大仁秀時代的渤海國在各方面都達到鼎盛，被稱為「海東盛國」。一度，這兒的「上京龍泉府」和中華版圖西邊的長安城，一東一西，並立於世，成為整個亞洲的兩大文明重鎮。

乍一看，渤海國內部的危險解除了。那就轉過身來，看看外部的危險吧。

周圍的部落，仍然未脫游牧習性，因此與渤海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帶來了羨慕與趨附，但在羨慕和趨附背後，卻藏著強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紀前期的渤海國器宇軒昂，但包圍著它的，卻是大量越來越閃爍的目光。它擁擠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煙的馬蹄了，它顯赫的名聲太撩撥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財寶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騎手了。

於是，那一天終於到來。來得出乎意外，又來得理所當然。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西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

人們會問：作為渤海國的宗主，唐朝為什麼不出手來幫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於渤海國滅亡。

其實，即使唐朝沒有滅亡，也幫不了。安史之亂之後，氣象已失，門閥林立，哪裡還管得上東北亞的一個自治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