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裡。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麼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麼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衊，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洩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麼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麼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復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麼大嗎？需要反覆那麼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裡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盪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裡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歷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