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但又覺得他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悽苦的，優美的詩文是一種掙扎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在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平素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資訊。

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原本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臺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

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

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柏楊先生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裡邊，怎麼也抹不乾淨。

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