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的突然離去,使馬蘭更擔心起她的爸爸、媽媽來了。
事實一次次證明,受那些誹謗文章最直接傷害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長輩。馬蘭的爸爸、媽媽,仍然把那些汙濁的報紙看成是「中央檔案」。中國的很多老人都有這樣的認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願意,」馬蘭對我說,「你能不能參加中央電視臺的任何一個節目,讓我的爸爸、媽媽看到,‘中央’並沒有‘打倒’你。」
這事既可笑又淒涼。
我說,讓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電視臺有一個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節目,需要找一位專職的「文化素質評委」,希望我擔當。照理,一個辭職的高校校長是不可能參與這樣等級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話,猶豫了。最後,答應了。
沒想到這個節目在全國的收視率極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質」考核比歌曲比賽更有吸引力。選手們從題庫裡隨機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課題,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與此同時,全國無數家庭的電視機前,子女正在調皮地測試著父母親,而妻子又在斜眼看著丈夫。這一來,這個節目很快變成了一個有上億人參與的文化大課堂。一次比賽長達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講述很長時間,我想岳父、岳母應該寬心了。
據統計,收看這檔節目的全國觀眾,有百分之八十三是為了看我的文史知識點評。
但是,由於全國觀眾對我的文史知識評價太高了,很快有一個姓金的上海文人寫出一本書來,指出我的《文化苦旅》裡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另一個姓郝的上海文人,與他呼應。
還是由南方那家週報領頭,全國一百六十多家報紙全都興高采烈地報道並摘引了他的書,臺灣也快速出版這本書,這本書登上了亞洲暢銷書排行榜,他本人還被「香港書展」作為特邀嘉賓邀請到現場簽名售書。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偽造了「剽竊」事件,並藉此發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在聯合國「世界遺產大全」上「驅逐」我的運動,「啃餘族」一呼百應,他們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訴我,發動此事的那兩個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領。對此,我沒有興趣查證,只看到現在這幫人鬧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遠遠超過「文革」中最有勢力的造反派。難道是兩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結合?
這不是沒有可能。歷史的病毒向來頑固,看似不見了,卻會以更大的規模變異、爆發。
對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個人血脈賁張,那就是楊長勳。他已經從廣西藝術學院調入廣西師範大學,天天關注著我所面臨的文化災難,氣憤至極。來幾次電話,在痛罵之後又抽泣不已。他說自己正在動手寫一本長長的書,把我這幾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這就使他不能不彙集全部資料,結果,越讀越憤怒,越寫越激動。有幾次,他在電話中說:「昨夜一夜沒睡,喝了不少酒,我快滅絕了。」
整整兩年,他都在寫這本我不知道標題的書。他數度自費到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調查。有時,我會在清晨接到他的電話,他總是恨恨地說:「我必須揭露這些人。這些人的經歷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國文化就被他們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寫了通宵。
電話裡傳來鋼琴聲,我問是誰在彈,他說是年幼的孩子。說起孩子,他口氣才稍稍變得柔和。
元旦剛過,他打來電話說:「書終於寫成了,我要讓你看一看。但請答應我,你看的時候不要過於憤怒。我已經用幾年時間代你憤怒過了,你再憤怒,就便宜他們了。」
他不想把這部書稿郵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廣西南寧去取。他說,這兩天,他會最後潤飾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達南寧的。楊長勳為了書稿已經兩天沒睡,見了金克林,他又流著眼淚喝酒。結果,發生了誰也沒有想到的悲劇:一月八日,楊長勳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終年四十三歲。醫院鑑定為:心源性猝死。
那部書稿,由金克林帶到了上海,標題是:《守護餘秋雨》。
又一個生命,為我離去。他想守護我,但我沒有能守護住他。
他想在懸崖邊上艱難地為我清理一小塊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卻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會一輩子記住這個名字:楊長勳。
我不知是怎麼看完書稿的。但是,看完後,我決定通過金克林,與楊長勳的妻子商量,暫時不出版這本書。書中的內容太徹底了,那些誹謗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在新時期中的投機表現,以及後來與盜版集團的關係,都有了證據。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們面臨著一個只審視被害者、不審視傷害者的巨大陷阱,沒有人會去關注那些誹謗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關注了,也只是為社會增添了惡的觀感,但這種觀感,在中國已經積累太多。
而且,我還從楊長勳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誹謗者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個糾纏我很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作物品賣掉的,即使變態,也很值得同情。
據金克林說,楊長勳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決定。
我和馬蘭每天都躲在深圳家裡,很少外出。樓下大門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們的一個。
馬蘭關心樓下的信箱,只是因為還在等相關政府部門來信給一個說法。
這天她又沮喪地上樓了,手上拿著一封從上海轉來的英文信,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