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蘭當時還覺得埃及朋友把我們說成「中國英雄」太誇張，可能是一種友情語言，便上臺唱了一首小時候學的埃及民歌感謝他們。埃及樂手們毫無思想準備，愣了一下，隨即熟練地伴奏起來。

後來我們終於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別並非誇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幾個夥伴要在無法辦齊一切手續的情況下冒險進入伊拉克，此後全部行程的恐怖層級將大大提高。馬蘭未被允許進入，要坐車返回，我們夫妻倆在約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別。

我們早已感受到一路越來越不祥的氣氛，因此彼此不說話。她上車後，我繞到她坐的視窗，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臉貼著窗，我的手掌從外面撥去窗上的塵沙，畫著，按著。

她後來告訴我，車開走後，她看我像一根木頭一樣在中東的曠野裡站著，一動不動。等到看不見了，她的手就從窗裡邊合著我剛剛留下的手掌印，很久。這兒的天氣已冷，車窗很涼，她只想，什麼時候，我的手掌印能夠重新回暖。

當天我日記上寫的是：「妻子，但願我們還能見面。」

但是，當她回到國內家裡，開啟電視，聽到的是我們幾個在伊拉克失蹤的訊息。

其實是伊拉克當局封死了我們所有的通訊工具，包括手機，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到處亂竄。

她知道中東的局勢，判斷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梳洗，成天趴在電視機前，面無人色，蓬頭散發。直到我們找到大使館，報告我們還活著，她才大哭一場。

其實，比伊拉克更兇險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邊境地區。

在那裡工作了十幾年的外交官和記者都不敢去，他們都曾經無數次地來勸阻我們，特別是勸阻我。勸阻的理由很充分，因為當地的恐怖主義組織早已習慣通過綁架外國人質來索取贖金，包括一次次綁架中國人質。

但是，我為了更直觀地瞭解古代文明發祥地與當代恐怖主義的關係，並及時向全世界報道，還是壯膽進去了。

當無限輝煌全已淪於無限恐怖，我一路感受著人類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國學者，我聽到了張騫和司馬遷的遙遠笑聲。

終於活著回到了國內。

好幾個國家在第一時間翻譯了我每天傳回的考察日記，出版後極為轟動。我也想把一路的災難感受好好地告訴國人，完成一系列宏觀的文明比較。然而沒想到，國內正用一種濃縮的災難「歡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煙卻又遇到了剪徑的馬幫，這實在不可思議。但細細一想，還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來，我的漫長曆險，香港鳳凰衛視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觀眾追著看，大家都認識了我。隨之，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和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都邀請我去演講。這下，按照一種典型的「中國邏輯」，麻煩就來了。這種邏輯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歡迎，更由於我毫無官職。

那天，妻子挽著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揀回了好不容易沒有摔破的家傳舊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著。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側，讓我走裡側。但奇怪的是，每當走過書報攤時，她總是拽著我往前走，一連幾次都是這樣。我終於在一個書報攤前停住了，掃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為那裡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與我有關的盜版書，一堆又一堆，上面還都明目張膽地標著「首印五十萬冊」、「首印三十萬冊」。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沒找著。邊上還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卻從來沒聽到過的書，隨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說。在這些書的上面，掛著不少報刊，標題都很刺激：《餘秋雨是文化殺手》、《藝術的敵人餘秋雨》、《餘秋雨為什麼不懺悔》、《剝餘秋雨的皮》、《我要嚼餘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張地看著我，用故作輕鬆的語氣說：「中國文人對血腥的幻想，舉世無雙。」說著還是把我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