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一笑，說：「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裡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點點往下啃，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的人文經典。其實，這項苦讀我在文革後期已經悄悄開始，現在可以公開、大方地進行了。我從一家家圖書館借書，當時很多著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我翻著辭典一句句摳，不斷地去請教隱居在上海街道間的老一代學者。到第七年，我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讓我脫胎換骨的，有三十幾位不同時代的智者，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paulsat-tre）。有了他們，我對於在半山老樓接觸過的中國古典，也有了新的認識。
我在這個過程中寫成了四部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
這些書出版時都遇到一個困難：撞上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幾乎註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畢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礙都能快速衝破。我正咬著牙齒準備堅守風骨呢，事情卻已逆轉。這些學術著作不僅一一齣版，而且相繼獲得各種大獎，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等。不久，我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薦下，破格晉升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說，我連一天「副教授」也沒有做過。
更沒有料到的是，國家文化部根據連續三次全院的「民意測驗」，決定由我執掌學院。
我推辭了四個月，還是抗不住老師們的細磨慢勸，勉強答應了。同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為了破除「論資排輩」的頑疾，任命我為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資格評審的負責人。
有一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一條訊息，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了表彰我的學術成就，給我連升兩級工資。我們學院的教師還為此聚餐慶祝，但細問起來，是從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幣升為八十七元。一位與我同年齡、同專業的香港教授對此深感驚訝，說他的工資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卻為他擔心，說：「這怎麼用得了？」
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沒時間考慮待遇，只想趕快多做一點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勢不會那麼順利，遲早會有反覆，如果能在新的災難來到之前做出一個樣子，那就能給中國留下一個看到過的文化之夢。
各種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所有長期扭曲的歷史力量全部釋放了，立即產生糾纏和打鬥，一次次讓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盡造反派的衝擊，現在又出來擔任各級領導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還厲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資歷」的老太太在會議桌邊霍地站起身來，手上拍著一個油印的本子大聲說：「反動！反動！」我細問，原來，這是一個叫趙耀民的學生寫的劇本，第一句話是舞臺裝置的說明：「舞臺中央放著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說：「舞臺中央，當然是影射黨中央；空椅子，什麼意思？說是中央沒人，他們要來坐天下嗎？」
另一位與她一樣資歷的老太太比較平靜，拍著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說：「這樣的人現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開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我。我說：「這是文字獄。今天終於明白，造反派的極左是有來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師傅。」
兩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來，衝著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包庇反動學生，應該立即下臺！我們會向上級反映，等著吧！」
我說：「請趕快反映，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上臺。」
過後，我在辦公室等著下臺的通知，但沒有等到。
在辦公室等到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人，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教師獲得平反昭雪，從流放地新疆回來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識分子，自然應該成為我重振教育的骨幹力量。見面後談得不錯，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不知所措：他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寫紙條，報告教師中的「不良思想」。我幾次勸阻，他只是改換了紙條上的語氣，仍然頻繁交送。原來，這是他在受難期間養成的習慣，戒不掉了。
我看著老人的背影，在筆記本上愴然寫道：
災難的最後惡果，
是人格崩潰；
崩潰的第一標誌，
是毀損他人。
中國千年官場，歷來鼓勵互相揭發，而不在乎揭發的真假。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以毀損他人為基礎。這種長期訓練，積累成一種集體本能，時時在很多人身上迸發。
不久之後，有一個機會，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在擔任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時，不斷地收到各校教師對申報者、候選人的各種實名揭發，數量很大。照道理，對這種實名揭發，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派出不少人與各校相關部門會合，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完全誣告，大約佔七成；嚴重誇大，大約佔二成；事出有因，大約佔一成。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揭發別人有什麼問題的，往往自己在這方面劣跡斑斑。
我聽了一笑，說：「當然只能如此。漢奸眼中，人人都會變節；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慾；盜賊眼中，世間無偷不立。」
但在當時，我們對此毫無辦法。能做的，除了專業公正外，只對申報者中那些確實的「文革打手」，予以否決，靜觀他們今後的作為。
這種「靜觀」的結果也很幽默。十年後，我所受到的種種誣陷，大多來自他們。要他們不報復，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後的民眾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而言，如果預知這種結果而當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