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廬山回到上海，學院的同事告訴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門的一個科長找過我，留下了地址、電話，和一個潦潦草草的「齊」字。

人事部門找我會有什麼事？我兩次打電話過去，都沒有人接聽。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寫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個門牌號，伸手敲門。

門開了，我眼前站著一個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間房子西窗的陽光直射開來，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臉。他親熱地叫了我的名字，並側過身來。這下我看清了，卻又僵住了：他竟然是農場里人人討厭的「齊營副」！

我敢說，農場難友們對「齊營副」的討厭，一定達到了最高等級。那個漫長的苦難歲月是從他問我們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們脫褲子割尾巴開始的，而又結束在他對美麗的造反派女學生的審查上。很多男同學都下決心要找機會打他一頓，為此寧肯接受任何處分，可惜很快就離開了，沒打成。他，他怎麼鑽到了上海，還在人事部門當科長？

我想奪門而去，卻聽到了他的聲音：「我知道你們都討厭我，我也討厭自己。坐下聽我說幾句吧，聽不下去你再走。」

聽他這麼說，我看了他一下，卻看到了一種非常誠懇的眼光。眼光很難騙人，稍有偽善也能立即發現，但他今天的眼光裡沒有。

我坐下了，他給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說公事。你前兩年寫到北京中央辦公廳的很多信，都轉回到了上海，這幾個月才由我們部門接收。幾位同事看了，都對你非常佩服。你已經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領導蘇振華和文化部門的主要領導車文儀都已經去職。」

「那沒用。」我沒好氣地說，「一場災難的責任，已經搞亂。幾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們管不著，我只問民間：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責任者究竟是誰？嚴鳳英死亡的直接責任者究竟是誰？老舍死亡的直接責任者究竟是誰？把我爸爸關押了那麼多年的直接責任者究竟是誰？我怎麼一個也不知道？怎麼變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沒有責任？」

他沒想到我會以這麼激烈的口氣批評大局，張大眼睛看著我。

我憋在心裡的話一旦挑開，再也關不住，不管眼前是誰。我繼續大聲說：「還有，我們的對頭造反派，最多也就鬧騰了一年多時間，後來八年多時間誰在掌權？工宣隊和軍宣隊。所有的鬥爭、審訊、迫害，都是他們在指揮。但是請問，到今天，全國究竟有沒有追究過任何一個工宣隊員和軍宣隊員？把最長時間裡最主要的責任人全都放走了，他們連一個地址也沒有留下！」

我還在說下去：「全國學校裡幾十萬宗歷史冤案，都是誰揭發的？全國報刊上幾百萬篇批判文章，都是誰寫出來的？怎麼一轉眼，每一個教師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識分子’？那些揭發，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來的？」

「很多領導幹部更不像話，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都一批批迴到了領導崗位，現在卻硬說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麼，在那五年裡受他們領導的民眾怎麼辦？」

……

聽到這裡，他伸出手來阻止我，說：「你所說的問題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再也不能繼續生活在虛假中。」他頓一頓，又說：「我想與你多談一會兒，換一個話題。這個樓下有一個小飯館，現在時間不早了，如果你不嫌棄，我請你吃個飯，邊吃邊聊。」

對他這麼一個並不熟悉的人，我單方面地傾吐了那麼多話，突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就點了點頭說：「好吧。」

那個飯館很小，六張小桌子，除了我們沒有別的顧客。我們點了一個蔥烤鯽魚，一個臭豆腐，還點了兩個什麼菜，忘了，只記得菜價很便宜。

「我叫齊華，不要叫齊科長，更不要叫‘齊營副’了。那個‘齊營副’已經陣亡。」他給我夾了幾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齊營副」，我就不客氣，把藏在心裡很多年的疑問提了出來：「那次你問我們蠢不蠢、傻不傻，是從別的地方搬來的吧？」

「那是司令員給全體文化教員做報告時問的。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讀書越多越愚蠢，司令員認為文化教員比較愚蠢，我覺得你們大學生比我讀書多，應該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學了司令員的腔調，連站相和手勢都是模仿的。」

我聽著就笑了起來。他立即說：「我知道你要問脫褲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說：「你猜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