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來走到外間，祖母看我神色有異，問：「這兩天功課很難？」

我說：「對，又深又難。」

我照叔叔的囑咐，把那些信每隔幾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個月後，叔叔來信告訴我，上次的事產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們那裡調查，開大會時表揚當地「敢說真話」的人。表揚時還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連續幾次「借道上海」投寄舉報信。

接下來是長達半年的調查。叔叔在一次發言中被調查組人員猜出是寫信人，叔叔沒有否認。

調查的結果是，安徽的省委書記被撤換。叔叔揭發的老朋友江斯達，受了一個記過處分。他還特地把叔叔請到辦公室，對他的揭發深表感謝。

叔叔覺得這位老朋友畢竟有胸懷，因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經給揭露災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進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劃為「後補右派分子」，都沒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這些人中間，有一位將會成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場饑荒，同一個省份，可惜我未來的岳父馬子林先生沒有一個外省的侄子可以代為抄寫舉報信寄到北京。他只是當著官員的面直接發言，揭露他們掩蓋災情，被戴上了「後補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舉報獲得了表揚，我岳父的發言怎麼還會成為罪狀呢？

原來，岳父是一個黃梅戲劇團的編劇，出了「發言事件」之後，地方官員夥同幾個文人一起檢查岳父以前寫的每一個劇本，把劇本中一些古人說的話分析成「有敵視現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劇本中反面人物的臺詞說成是岳父的「心聲」。結果，他的罪狀似乎已經與那次發言無關，而是在於「反動劇本」。

在這裡，自然災害已經變成了人文災害。我妻子，就在這雙重災害的夾縫中出生。

災難，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饑荒終於過去了。幾頓飽餐竟然讓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年輕的生命永遠是不可理解的奇蹟。明明面黃肌瘦地餓了好幾年，一旦得到澆灌，立即變得神采奕奕。女同學本來已經長大，現在營養剛剛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個朝代哪個國家都毫不遜色。男同學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渾身爆發出一種青春豪情，學著男子漢的沉穩步伐天天討論著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學識一定不會低於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同齡人。

畢業時我們拿過學校發下來的報考大學目錄，一頁頁翻完，再看背面還有沒有，只嫌「夠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學」太少。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互相關閉著。

我和兩位最要好的同學相約，三人以抽籤分工，分別考全國最難考的理科、醫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後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戲劇學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清華大學，抽到醫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第二軍醫大學，也都是當時最難考的。

在上海戲劇學院的課堂上，緊坐在我邊上的同學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但當時巴金的日子已經不太好過，班主任盛鍾健老師輕聲地告訴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揭露，中國作家處於提心吊膽之中，不可能創作出像樣的作品，主要是因為有一群「到處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所謂「批判專家」。他指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但當時這兩個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領導柯慶施的信任。巴金的發言連美聯社也報道了，他的命運可想而知。

這也算是我進入大學的第一課。我終於知道天下有一種人，專以批判他人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與強大的黑暗勢力鬥爭，其實真正擁有權力背景的恰恰是他們。因此，他們是恃強凌弱的「偽鬥士」。

我再一次問盛鍾健老師：「巴金的發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師說：「對。」

這正是饑荒最嚴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時揭露了饑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樣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饑荒」。

我當時就想，這就是勇敢和崇高。

這年我剛滿十七歲，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臨著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