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報刊在造我的謠，而這些謠言使爸爸聯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一種巨大的逆反，讓老人家痛徹心肺。這位抗拒了十年謠言而獲得過勝利的英勇老將，終於犧牲，為了他的兒子。

對這件事，我寫道：

我是一個博愛主義者，常常對那些嚴重傷害過自己的人予以原諒；但我又是一箇中國人，終身不會淡忘“殺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縮得再小，也會永遠記得爸爸臨終床邊放著的那些報刊，以及報刊背後那幾個人。

博愛使我容光煥發，仇恨使我雙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懷反對我報仇，卻不反對我出走。前思後想，覺得我們夫妻兩人也算非常對得起這片土地了，只是年紀已大，很想避開歹徒們的惦記，尋個安全，因此即使遠離，也已無須汗顏。但是，歹徒們的勢力範圍很大，欺騙領域更大，歐美很多大城市的華文圈都已有他們的陰影，我們只能敬鬼神而遠之。我和馬蘭討論過塞普勒斯、以色列、南非，而在這本書的最後，則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那裡有可能是幾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滅時的先民逃生處，因此也可以看成是遠祖的家園。在密克羅尼西亞，我們特別羨慕那對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從未上岸棲宿的夫妻，那位妻子還是中國人。但是，看來只能羨慕了，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多精力。

當然，不管到哪裡，還是闡揚中華文化。可以想象在那個歸息之地，我展卷而嘆，撫傷而憶。而馬蘭，則拭淚而歌，仰天而吟。

三

臨了，還要以這本書的名義，對謠言表示感謝。

謠言也有正面意義，那就是，讓我們在內心確認真實之為真實。

因為有那麼多虛假，真實就顯得更加珍貴。但在平時，有關真實的記憶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謠言一起，真實的記憶從深處喚醒。喚醒一處又會連帶多處，生命的重量又重新迴歸。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謠言帶出來的真實所震驚，所感動。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間天天撰文反駁謠言，其間又因眼疾由我代筆。我發現，一切善良者的反駁其實都是回憶，點點回憶連成邏輯，很快，憤怒的口氣變成了動人的自述。

我畢竟懂得文學，總是向爸爸追問人情細節，祖母和媽媽又在一旁補充。結果，在那一個個風雨悽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詩漸成雛形。

爸爸把這些自述的一部分，長期珍藏在抽屜裡，我在他去世後找得。一頁頁輕翻舊紙，一次次眼溼鼻酸，覺得還應該繼續做點什麼。

於是，我以爸爸的自述為線索，開始了“長輩尋訪”，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書前半部分的由來。我把這種寫法稱之為“記憶文學”。因為是文學，便增添了一些細節描寫，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書出版後，更多的長輩、親友、同事、鄰居參與了回憶。他們不斷向我指出需要補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們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還常常與我自己的記憶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訪，細細追問，認真比勘，小心排除。結果，素材越來越多，篇幅反而越來越少，歷史的筋骨出現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刪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後又改寫為眼前這本書。有了這本書，以前的那兩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還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諸多《餘氏宗譜》，以及與余姓有關的大量考證、搜輯、名錄、事蹟、詩文。這使我產生一種興奮的暈眩，一次次重新判斷自己究竟屬於哪一支脈。

你看，如果當初不是謠言對爸爸的反面催動，哪裡會有這本書的起點，哪裡會有後來的這些篇章？

這本書的後半部分，主要寫我們一代，更是由謠言激發出來的。

我甚至認為，正是二十多年一撥撥不間斷的謠言進攻，幫助我完成了這本書。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這個經歷告訴年輕讀者，禍福相依的古典哲學，一點不錯。如果哪一天你們眼前的壞事已經壞到匪夷所思，那麼，千萬不要沮喪，裡邊一定埋藏著一個重大契機。

那麼，謠言究竟是怎麼幫助我寫書的呢？且聽我略舉數例。

試想，如果沒有那個有關“文革寫作”的謠言鋪天蓋地，我怎麼可能釋出那個著名懸賞？我在懸賞中宣佈，只要造謠者舉出一個最細微的證據，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寫過他們臆想中的一句話，一句，僅僅一句，便可立即獲得全年高額薪水。這個懸賞使造謠者們產生了急迫的金錢嚮往，非常辛苦地查詢了十幾年，居然一無所獲。這個結果，連我自己也十分驚訝，因為經歷過十年“文革”的中國文化界很少有人經得起如此規模的查詢。我為什麼會這麼幹淨？一幕幕往事漸漸浮現。於是，由長輩寫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續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個謠言的刺激，寫出了《四十年前》、《尋石之路》等填補歷史空缺、重劃歷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內外史學界的重視。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有關“地震捐款”的謠言轟傳天下，我怎麼可能把自然災難與人文災難放在一起思考，然後從“民族大災難”的視角來提煉我家三代經歷？災難的形成、擴大、救援、曲解，以及災難中的犧牲、躲閃、起鬨、鼓譟，成了這本書的主導線索，並由此上溯到餘家遠祖。作為這一謠言事件的具體起因，我個人捐建而被謠言指為“詐捐”的三個學生圖書館，一直屹立在災區，已無須多言；但我要感謝這個謠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運的瓦礫廢墟，使我的寫作具備了概括歷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沒有那個“文史差錯”的謠言奇異爆發，我怎麼可能認清我們和對手之間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別？這樣的謠言貌似斯文卻出自當年“文革”造反派首領的手筆，又受到當代海內外媒體的強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幾十年來對付的並不僅僅是無知歹徒。中華文化的歧路選擇，隱伏在打打鬧鬧後面。我後來的數萬公里文化歷險，在他們看來也都是“文史差錯”，因此要用那麼多謠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定期出現的“離婚”謠言，我怎麼可能從他們的邏輯推斷出當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頻率？由於這種謠言的日趨汙穢，我明白了造謠者們極為可憫的情感生態和貓爪撓心般的瘋狂嫉妒。同時，這個謠言又使我能夠更多地記述馬蘭父母的非凡經歷，以及馬蘭本人作為一個純淨藝術家的坎坷傳奇。

……

總之，幾乎一切謠言，對我都大有助益。

就連那些臨時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謠者，他們一開口，也就立即開啟我的一段記憶。例如，這個，是因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評審時否決了他的申請；那個，是因為我公開聲斥了他的變相盜版行徑；這個，是因為我沒有推薦他擔任某個職位；那個，是因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幾篇長文……

他們的罵聲後面，是我內心的隱隱歌聲。他們的假話後面，是我內心的歷歷真相。於是，我在別人無法接受的荊棘叢中，獲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堅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謠者，我更要深深感謝了。正是他的堅持，從一個連貫的側面印證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為，社會上還會有人記得他幾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絕交的往事，因此不斷地要用謠言來擦拭。於是，就有了他夢話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動如山而又疾步如風的二十年。

我為什麼能“不動如山”，又“疾步如風”？還是要感謝他。由於他連續不斷的謠言堆砌，使我成了一個疑點很多，卻又誰也不知真相的“霧靄人物”。這種狀態，對我來說實在太好了。“霧靄”成了一個隔離層，使我能夠免除官方和民間的種種“抬愛”，不受任何干擾地寫那麼多書，走那麼多路，研究那麼多重大課題。

因此，沒有他，就沒有我近二十年來的文化成果，沒有成熟意義上的我。當然，更沒有這本書。

這，還不值得感謝嗎？

由此，我體驗到了很多歷史人物的共同尷尬：終於發現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現的，卻又找不到感謝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繼續接受對方的特殊恩澤。

本來這個過程還會延續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偽造了我妻子的離婚宣告，致使“畢生謠業，毀於一旦”。這一來，我的書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動，寫不下去了，真是遺憾。

照理，這本書是應該寫得更長一點的。

四

就這樣，薄薄一本書，從“文革”的囚室寫起，在父親臨終的床頭重新拾筆，一路強忍悲痛地寫了下來。直到最後，為母親寫出悼詞。

回想起來，圍繞著全家的長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謠，可以概括為“兩造”。

“兩造”，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倒是一個重大詞彙，因此我也不忍糟踐，就把家庭魔咒轉化成了生命筆墨。

我相信，無論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讀懂裡邊的內容，因此想用最簡單的語言介紹幾句——

這本書，寫了現代中國一個普通家庭三代人的歷史；

這歷史，雖然低微卻以小見大，與通行的歷史教條有根本區別；

而正是這區別，使它與生存良知有關，與文學本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