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化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讓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縱容謠言。

在《何謂文化》一書中，我曾用八個押韻的短句概括過謠言在中國的優惠待遇：

造謠無責，

傳謠無阻；

中謠無助，

闢謠無路；

駁謠無效，

破謠無趣；

老謠方去，

新謠無數。

不少上了年紀的讀者告訴我，這幾句話他們已經能背誦了，因為實情確實如此。只要是中國人，一讀就能會心微笑。

但是我必須指出，當這種實情充分展開的時候，受害者的遭遇極為可怖。幾千年來不知有多少氣吞山河的將軍、賢臣、詩人、智者未得善終，細細追索悲劇的成因，最後總會找到幾句關鍵謠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謠諑而潰。”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歷史步履蹣跚的一個重要原因。

且不說古老的血跡、鄰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裡為例吧，謠言之禍害，刻骨銘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殺，就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我爸爸被關押十年，也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他們兩人一死一關，我家經濟來源斷絕，老老少少八口人飢寒交迫、生死掙扎，就是因為那幾句謠言。

叔叔剛烈，決心以生命的代價讓“革命群眾”明白，那些都是謠言。但他一死，“革命群眾”齊聲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們讓他的鮮血，加固了謠言。

爸爸老實，原來也想自殺，卻又考慮到全家生計而活了下來，天天在歹徒們的暴虐中撰寫長文來反駁謠言。這種長文，他連續寫了十年，還用藍印複寫紙謄抄，一手擦淚一手執筆，直到眼睛幾乎失明。因此有時，經造反派當權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記錄，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實證明，這些堆積如山的長文，並沒有反駁掉任何一條謠言。

叔叔和爸爸後來在名義上都已“平反”。他們墓頭的草樹，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當初的造謠者是誰。

叔叔和爸爸是社會最底層的小職員，連個“副科級幹部”都挨不上。當時，比他們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國家主席、學術權威、藝術大師，全被謠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社會上的每一個單位，都發生了“謠言井噴”，幾乎一切稍稍像樣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務、漢奸、壞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細節”、大批“證人”。於是，全國幾百萬個“專案組”為這些謠言而設立，一設十年，卻沒有一個專案組破除過一個謠言。這麼大的數量，這麼長的時間，實在是人類史上的奇觀。

造成這種現象，除了從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於從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難改變。

一些民眾喜歡謠言、企盼謠言、參與謠言、庇護謠言，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也就是集體文化本能。結果，造謠在中國，變成了一種既安全又顯赫的群體職業。在這一點上，我對中國“國民性”的評判，比魯迅更為嚴厲。原因是，魯迅沒有遭遇過那麼多運動，那麼多民粹，那麼多謠言，那麼多災難。

二

我原以為，經歷過“文革”，中國人對謠言的癖好也許會稍稍減輕一點。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這樣。

“文革”的謠言只由大字報傳播，而現在，謠言憑藉著網路和傳媒，可以頃刻籠罩萬里江山。一次次以謠言為基礎的群體投注，使一個民族的心理底線因過度消耗而日漸脆弱。那些造謠者，更是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號召力，遠遠超越他們的前輩，或他們自己的前半輩子。

中國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這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自我期許，而不是社會真相。因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謠言的道義和膽氣。相反，他們的智商很可能成為謠言的動力，使謠言更精緻、更聳動、更有傳播力。因此，無數歷史事實證明，“謠言止於智者”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謠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少數謠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體上，我們對謠言基本上無能為力。

謠言在什麼時候又會快速點燃人們的輕信、無知而釀發新的破壞性運動，攪起新的社會災難？幾乎難於避免，而且難於預測。在如此無奈中，我能做的，僅僅是記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慘痛教訓，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樣為謠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樣與謠言爭辯。

我從父輩身上獲得的這兩大教訓，可能是世間對謠言最明智的認識。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要考驗這種最明智的認識，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謠言狂潮。

為什麼說“前所未有”？只要與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對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謠言攻擊，半年就自殺了，爸爸則被謠言悶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謠言包圍了二十年，等於又經歷了兩場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集中在本單位，沒有報刊參與。而對我，除了本單位沒有參與外，全國一百六十餘家報刊都參與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報紙主導了每一場謠言圍攻，覆蓋面之大無與倫比，且被海外華文報刊廣泛轉載；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內容比較固定，兩三項誣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擊，範圍漫無邊際。從所謂“文革歷史”、“文史差錯”、“文化口紅”、“地震捐款”、“阻止請願”到“深圳贈房”、“遺產大會”、“美女作家”、“離婚宣告”等等，面面俱到，與時俱進；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來自不知法律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卻不具有權威性。而圍攻我的那麼多傳媒和打手，幾乎都在炫耀權勢，標榜背景，展示團隊、高談法律，讓謠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冑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謠言攻擊，從現存的材料看，發動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擺弄極左口號。而攻擊我的造謠者，卻擅長筆墨，會編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動性。

——僅此五點，我就有信心對叔叔、爸爸說：“千乘萬騎，久圍一人，比之父輩，縱亡無恨！”

但實際上，我還是有“恨”的。當然不是恨那些造謠者，他們不值得恨，就像我們不會去恨蛇蠍，只會去恨那些欣賞蛇蠍傷人的人。

那麼，我究竟恨什麼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驚訝，當一個歹徒喊出口號要“打倒”某個教授時，絕大多數民眾的眼睛都會直視那個教授，欣賞他的驚訝、委屈、氣憤、失措，而不會回過頭來看看，喊口號的歹徒是誰。也會有幾個人回頭，但那只是好奇和慫恿。過一會兒，“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賞那個教授的恐懼表情，還是很少有人會回頭看歹徒一眼。

我最恨的，就是民眾的這種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謠言攻擊時，一開始總想告訴民眾，這是假的。但很快發現，大家都知道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狽，我的慌張，我的失態。我原來抱怨，大家怎麼都成了旁觀者？後來發現，根本不是旁觀者。因為旁觀者是中立的，他們絕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會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過，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眾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麼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為我是一個歷盡艱險尋找民族尊嚴的人，一個走遍世界闡釋中華文化的人，但每次回來，總是謠言、謠言、謠言，而且越來越汙濁，越來越骯髒，越來越囂張，越來越盛大。當然耳邊也會聽到一些同情的低語，卻永遠缺少真正的幫助。

我一直企圖說服自己，這種現象與我所鍾愛的腳下的土地無關。但是，所有的事實告訴我，不是無關，而是有關。

我終於明白了楊長勳教授對我的告誡：趕快離開。但是，我和馬蘭，都有年邁的父母親需要照顧。

正這麼想著，我爸爸，卻被攻擊我的謠言氣死了。他的死，也有醫學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臨終床頭的那三份報刊。一份廣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對他造成了最後殘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