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們知道，製造文化之偽最容易，製造道義之偽最關鍵。因此，道義，是他們遲早要攻堅的重點。

文化可以平靜裝扮，道義卻不行，必須製造聳人聽聞的事件。製造什麼樣的道義事件比較好呢？他們沒有救災的勇氣，沒有抗暴的膽量，沒有捐助的慷慨，沒有扶貧的胸懷，唯一能做的，是偽造道義的對立面，然後擺出拳打腳踢的姿勢，證明自己在捍衛道義。

因此，那些試圖建立自身道義形象的人，幾乎都是傷害他人的誹謗者。他們深信，道義只有在摧殘之中才能建立。當然，道義是假，摧殘是真。

在這個問題上，我發現一個規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爭權、謀財、嫉妒、報復、逞強、發洩。突然有一個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變成了間接理由，說是為了捍衛道義，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偽君子。如果進一步，發現被害人沒有反駁的機會，或者已經被此人制造的勢頭剝奪了反駁的可能，那麼，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進一步，發現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鬥士」、「社會良心」，那麼，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轉化為「肯定」，也就是說，此人肯定是偽君子。

這是因為，不管怎麼鬧騰，都掩蓋不了一個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義的最終本質，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減少傷害。號稱捍衛道義的人居然違背了道義的所有本質，偽不偽？

當然，捍衛道義也需要懲惡。但是，君子懲惡自有君子的理性規則。除了即時爆發的傷天大惡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對於尚未「認定」的惡，必須遵守「認定」的合理程式，而且需要司法機構的參與。如果司法機構全不可信，那就要對體制和權勢進行大膽質詢。中國歷史上所有大無畏的君子，都是這麼做的。儘管他們也知道朝廷昏庸無能，卻仍然敢於面對危險申述正義。他們絕不會站在街頭播弄輿情，攻伐某人。因為他們知道，一般民眾不具備辨析實情的條件和能力，因此所謂輿情，也只是情緒挑唆的結果罷了。

挑唆民眾攻伐一個民眾並不知道實情的人，藉此為自己增添道義形象，這樣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君子會做。因此，鐵定是偽君子。

前面說了，由於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制，因此中國民眾很容易接受這種偽君子。結果，在中國歷史上，聽得最多的是道義、聲討、輿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劇、顛倒。這種情景，與朝廷的昏庸連在一起，與奸臣的獰笑連在一起，變得不可收拾。因此，我總是一次次提醒大家：聽到道義，警惕；聽到聲討，警惕；聽到輿情，警惕；聽到出現了「英勇鬥士」、「社會良心」，更要萬分警惕。

說到那些以「英勇鬥士」、「社會良心」形象出現的偽君子，常讓我們回想起一些陳舊的案件。

隨手舉一件吧，那個偽君子叫劉學保，一個在「文革」初期的「英勇鬥士」。

事情說來話長。據他自己說，某一天，他與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搭班巡夜，突然發覺那個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藥包準備炸一座大橋。他意識到階級鬥爭就在眼前，立即衝上去搏鬥，打死了那個階級敵人，自己也負了傷，大鐵橋終於保住了。

於是他成了當時著名的英勇鬥士，全國許多報紙進行了宣傳和頌揚。有一篇報道還進入了小學語文課本，當年的小學生現在已經年老，如果記性好一點，或許還能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此案從一開始就有現場勘察人員提出一系列疑問。例如：為什麼他所指認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個炸藥包？誰會用這麼一點點炸藥炸大橋？這樣一個地方能夠搏鬥起來嗎？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與英雄、破壞與搏鬥的時代，一切疑問立即被淹沒掉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懷疑萬一成立，名揚遠近的英勇鬥士立即就會成為一個殺害無辜的兇犯，中間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熱的時代其實是最虛弱的，完全沒有力量來面對這樣一件事情的顛倒。因為一旦顛倒就意味著一系列社會觀念的破滅，後果遠遠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牽一髮足以動全身，那麼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動那根頭髮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虛假之所以廣泛流行，正與這種邏輯怪圈有關。

二十幾年之後，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對於被當年所有「英勇鬥士」們傷害的千千萬萬無辜者，產生了同情。那個被劉學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圖炸大橋」的可能，那麼，就是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受害者。他的親族子女，還在世間。

那就應該求助於復甦不久的法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