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當然，這裡所說的「文化」，是指現在廣泛崇尚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現在嚴重黯啞的文化道義和文化人格。

由於綁匪的文字功力，我還稍稍關注了一下案情。原來，事情的起點並不邪惡，而是他與被害學生在河堤上做轉圈遊戲。學生轉暈後掉到了汙水溝裡，摔掉了幾顆門牙，滿臉是血，他怕家長怪罪，就用手去捂學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當時心裡想的是「小過難辯，大過難罪」，「至繁不如化簡」，「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傳統文化中的語言。

學生死後，他感受到「化繁為簡」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為利」。他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製造一種綁架學生的假象，向學生的家長敲詐。

真綁架已經夠麻煩的了，何況是假綁架，他要考慮很多技術環節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夠的時候，他仍然向中國的歷史文化求援，運用了一系列「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謀術，把「宮廷智慧」、「三國智慧」全都用上了。結果又見機而收，安全撤退，讓警方完全束手無策，只得把案子作為「懸案」擱置下來。

這以後，他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系列「隱潛術」、「隔斷術」、「放鬆術」、「偷窺術」，躲到了大學的講臺邊。整整八年，無風無浪，無驚無嚇。他侃侃而談，講詩詞，講國學，講君子，講道德。

如果沒有那位刑偵專家吳忠義在塵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麼，這個人一定還會被奉為「國學泰斗」、「師德模範」，廣受崇敬。因為一算，這個人的年齡和教齡都已足夠，頭髮也該白了。

順便要借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幾個「咬文嚼字專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張綁匪的紙條，他們會讓學生們品咂那十九個字的遣詞造句；而我，則要學生們注意那張紙條背後的血跡，以及許多文字背後的生命隕滅。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文化高超的犯罪只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後我受上海提籃橋監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的邀請，去為五千名罪犯演講，獲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監獄長說，邀請我，是因為收集了多數犯人的要求。可見，犯人也看書，而且是看很嚴肅的書。監獄裡沒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會場，主要是藉助各監舍的影片，又有幾百名犯人來到演講廳與我直接面對。我演講的後半部分，是與現場的犯人對話。但一對話，我吃驚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話題，在我記憶中，只可能出現在重點大學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現在我們評審教授的口試中。話題很廣，包括中外哲學、歷史、藝術、文學、時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興奮而又怪異，一一進行回答。由於問題太多，對話佔據了很長時間。我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九成時間，忘記了這是在監獄。

結束後我問監獄長，他們犯的是什麼罪。監獄長說，大多是高智慧的詐騙、盜竊、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經歷之後，我特別留心，發覺現在社會上高智慧、高學歷、高文化的犯罪，已經越來越多。

這種高智慧犯罪，倒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外國這樣的人也層出不窮，在比例上，西方更高於中國。我經過比較發現，西方那些人，大多出於自己的一個極端主義的觀念，並不怎麼裝扮掩飾。

例如，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卡欽斯基，由於在文化觀念上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製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強烈地希望公佈自己的極端主義觀念，寫了一篇長文《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要求報社發表，並且聲稱如果同意發表就不再製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個殺害七十餘名無辜者的兇手佈雷維克，也是為了宣揚他立足極端種族主義、反對移民政策的立場。這些令人髮指的罪犯，可謂十惡不赦，但「惡而不偽」，與中國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裝文雅的偽君子，有很大區別。

中國「偽君子」的種種偽裝中，文化之偽最為普遍，所以我說得多了一點，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