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大家公認，那些高名的墜落是不應該的，那麼，這種哲學又會轉而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安慰，說那些高人即便暫時墜下，也會刺激他們取得更高成就，遲早會挽回名聲。為此還不斷舉出例證，說哪個軍事家因受誣而遭斷足，反而寫出了兵書；哪個大詩人因受誣而遭放逐，反而寫出了名作……

這種安慰，仍然讓讒夫代表了歷史的推手。從所舉例證看，完全「以一概萬」，把特殊罕例當作了天下公式。千百個高人被讒夫整倒了，只有一兩個僥倖存活，怎麼能以這種稀有的僥倖來掩蓋無數的冤屈？何況，即便是這些稀有的僥倖，也煎熬著巨大的痛苦和傷殘，實在是人間正道的反面。

總之，當君子的名聲受到讒夫攻擊，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訓誡君子、安慰君子、說服君子，卻沒有任何力量來對付讒夫。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衛的依據，任憑自己的信奉者、追隨者一次次被攻擊、被包圍、被潑汙。不管怎麼說，這是一種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認為，中國歷史上大量的傑出人物不得善終，多數響亮的名譽只能追加於他們去世之後，社會機制永遠重複著「優汰劣勝」的潛規則，都與君子之道的這種功能缺失有關。

更可怕的是，這種傳統沉澱成了一種扭曲的社會共識。只要君子蒙讒，多數民眾的目光只會集中審察君子，而不會審察讒夫。審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審察他們究竟有沒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們的「態度」，也就是他們的自省程度和退讓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民眾其實都站到了讒夫的立場上。

民眾不明白「他人的名譽不可侵犯」，只相信「他人的名譽不可容忍」；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多寡決定著社會的等級」，只相信「名譽的毀損充滿著世俗的愉悅」；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廢墟是大家的廢墟」，只相信「大家的廢墟是大家的平等」……

這一系列觀念的長久普及，使讒夫們逐漸升格為「揭秘勇士」、「言論領袖」、「爆料專家」，從者如雲，一呼百應。

應該說，世界歷史上，讒夫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特別神通廣大；誹謗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足以排山倒海；冤屈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傷及精神主脈。指出這一事實，並非否定歷史，反而更對中國歷史上的萬千君子肅然起敬，他們實在辛苦了。

他們總是因為德行高尚而走投無路。在百般無奈之下，他們只得選擇下策，那就是想盡辦法請求朝廷為自己洗汙。因為當社會輿論總是站在讒夫一邊，君子們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極權中心。

但是，朝廷並非由君子組成，歷來對君子遭受的困境，無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遠是權力失衡，而讒夫們的種種作為，永遠不對朝廷構成直接威脅。在多數情況下，更讓朝廷頭痛的，不是讒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難時分求助於朝廷，幾乎無救。

很多君子自殺，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層秘密。但是，還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偉大的屈原和司馬遷。

為了名譽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歷史上不勝列舉。其中最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詩人李清照。這麼一個柔婉蘊藉的東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會為名譽奔波了大半輩子。

這種反差，再強烈不過地凸顯了名譽與君子之間的艱難關係。對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論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點較完整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