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對中國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評。我已經寫了那麼多文字稱頌它，因此也有必要說一說它的負面效應。

我曾多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間（publicspace），中國君子並未被賦予「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康德）的職能。因此，君子受讒夫之謗，本是一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重大話題，卻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護。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倫理身份。這一來，君子一旦受謗，只能面對以下幾項選擇：

一、請求朝廷為自己洗誣，即「平反」；

二、不與讒夫辯論，只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後誹謗仍然不止，證明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

三、如果名聲已被誹謗徹底毀壞，那就安心領悟「名高必墜」的道理，不再執著誰是誰非。

這三項中，第一項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項靠的是事後安慰，因此關鍵是第二項，即把誹謗事件轉變成了一個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難找到以下這些讓人感動的話：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以息謗？曰無辯。」

「修之至極，何謗不息。」

「讒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

……

總之，按照這種高尚的說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讒夫，遇到了誹謗，只能靜靜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這種自省哲學其實也就是退讓哲學。君子們在唾面自乾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間的真偽之別、是非之別、善惡之別全都混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沒在這個泥潭中的，不僅是無數君子的尊嚴和生命，而且還有社會的公理、人間的正義。

至於「名高必墜」的逆反哲學，看似冷靜，其實還是支援了讒夫。因為讒夫是讓高名墜落的推手，如果這種逆反哲學成立，他們反倒代表了歷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