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上總是有關於中醫的激烈討論，反對的一派認為中醫就是偽科學，另外一派則認為中醫不能取締。這種對中醫的討論您有什麼看法？
餘秋雨：世界歷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醫佑護下來的，佑護的時間比科學的時間長得多。科學不會這麼狹隘，把自己一時解釋不了的「存在狀態」判定為偽科學。
當天文學還沒有發現很多行星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存在了。未被天文學關照的行星，並不是一種非科學的存在。
龍的形象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比較邪惡的形象，國內有學者主張，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誤讀，龍不應該繼續作為中國文化的圖騰，應該換一個圖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餘秋雨：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來。一個強大的族群的早期圖騰總是兇猛的。不少國家以狼、熊、獅、鷲作為民族象徵，絲毫沒有要改的意思。中國商代青銅器上饕餮圖紋比龍更為獰厲，但我們為此而自豪。為了不讓外國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號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後代，才早早地把圖騰強化。
社會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節來振興或者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樣看的？
餘秋雨：元旦也不過了？勞動節、婦女節、兒童節都不過了？隨之而來，我知道，西裝不能穿了，電影、電視都不能看了，電話、手機也不能用了，因為按照邏輯只能這樣。我想提醒一句：過節是人們自己的選擇，一個人「抵制」是自由，要別人一起「抵制」是強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專制。我們怎麼可以為了民族主義而走向專制主義？
秋雨老師，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認為應該繼續進行呢，還是讓它安安靜靜地埋藏在地下，我們永遠不要去打擾它？
餘秋雨：暫時不要挖掘，因為我總覺得條件還不具備，而人類也不能把什麼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測，留下一些對自己的懷疑，留下一些對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對後代的期望，這才讓歷史神秘貫通。但是，我也不主張「永遠不去打擾」，因為這樣就會對後代做出強制命令，而後代的一切我們都無法預計。
包括王朔在內的一批人聲稱，眾多紅學家對《紅樓夢》的解讀實在是無聊之舉，您認為呢？
餘秋雨：我也有同感，因為那畢竟是小說，而不少紅學家卻把它當做真實歷史在研究，在意會，在考證。
藝術虛構是一種偉大的權利。如果把這種權利全部轉讓給學術，一個民族就太可悲了。
歷史劇往往有兩個傾向能吸引觀眾注意力，第一個方面就是從某種戲說，從鬧著好玩的角度來吸引觀眾；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貼近歷史，講的主要是權謀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麼著待這兩個傾向的？
餘秋雨：這兩個傾向古已有之，但藝術不是歷史教科書，它的本質更接近於遊戲，因此我更寄情於「戲說」，儘管現在「戲說」的等級還有待於提高。
莎士比亞前期寫了不少更貼近歷史的歷史劇，但時至今日，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劇團會去演這些戲？帶若厚厚的說明書弄清了歷史背景再進劇場，這還算是看戲嗎？
把歷史交還給歷史，讓虛構來主宰藝術。
在中華文明的傳承過程中，有必要樹立文化偶像嗎？樹立多少？什麼度是合適的？
餘秋雨：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語句傳承的，其實語句就像物品，要靠著載體才能向後代運動。這種載體，就是人格。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人格是一種生命現象，凡是生命現象，就有基因，有遺傳。
因此，中華文化，是靠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傳承下來的。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複雜，以後我會專門論述一次。但我說到這裡，已經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承載文化的集體人格，必然會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說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時間過程和空間選擇中自然產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樹立」。既然這樣，也就不存在數量和度量的問題了。
秋雨老師怎麼看現代公務員熱？
餘秋雨：這與謀生的安全性有關，很正常。但就我個人而言，卻主張擇業的個性，哪怕是冒險。所謂自由，最後要看個人的支配時間的多寡。把安全與自由相比，在擇業上，我偏向後者。
最近幾年很多官員因為重大事故被問責下崗，對這件事情您有什麼看法？
餘秋雨：應該。中國的官本位主義太強大了，應該讓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風險。我只希望，在文化、宣傳部門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論定。
例如，很多傳媒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起造假，這裡傳媒的負責人和上級領導應該被問責下崗；又如，花費巨大的政府資金打造了一臺宣揚「政績」的演出，而最後沒有一個觀眾自願買票進入劇場，這也應該看成是「重大事故」；
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過官方渠道嚴重傷害了一個文化創造者，相關官員冷眼旁觀不聞不問，這樣的官員也必須受到責任處罰……
我甚至認為，在大學裡，教授們大肆抄襲他人論文，某些學科的教育質量已經長期跌到高校的底線，或有些專業的畢業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應該視為重大事故而被問責下崗。
下崗就是下崗，不要變成「同級別調動」，使「問責」變成了官場巡遊。
這樣的官員，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領域一直有三四個人在不斷地攻擊您，每次都是丟擲一個危言聳昕的新聞，然後全國報紙轉載，而您總是不予反駁。後來風潮過去，那些報紙也沒有態度，只等待著下一個危言聳聽。
對此，您能說幾句嗎？
餘秋雨：一共五個人，後來退出一個，剩下四個。以前都是我的狂熱崇拜者，但崇拜過了頭，一個盜印我的書，一個抄襲我的書，都受到我的斥責，他們就轉身成了攻擊我的人。由於我國法律在實際執行中不把誹謗罪、誣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於我國的媒體熱愛名人的負面新聞而不必承擔任何罪責，他們這四個人十幾年來如入無人之境。
他們最想與我「辯論」，我當然不給他們機會。我以無言的方式，把他們鎖定在他們的等級裡。對此，王元化先生給我寫來一封簡訊，說：「十幾年來，他們除了罵你，沒寫過其他任何像樣的文字，而你，除了沒有回罵，卻寫下了一切。這就夠了。」感謝王元化先生。
他們這麼幾個人，為什麼會受到那麼多人的響應？理由只有一條：沉積在中國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惡，在文革中爆發過一次，後來被壓抑了，終於在我身上找到了一個傾洩的口道。為此，我深感榮幸。
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您有什麼話要說？對於當下中國眾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結您又是怎麼看的？
餘秋雨：那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年代。由於「文革」災難剛剛結束，大家記憶猶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爭論也明明白白。不像後來，記憶漸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躍起來咬人、毀人。
八十年代由於小人的集體冬眠，在文化上進入了一個大思考、大決裂、大建立時期，一片意氣風發。直到今天，我們還會穿過身邊密密麻麻的小人陣仗而夢迴那個年代，一次次熱淚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臨著來自小孩子的挑戰，電視上小學生可以挑戰成年人，也有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頻繁的電腦影響下提筆忘字，念不對語音，說不好成語，寫不對筆順。更多的成年人在歷史年號、典故知識的記憶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認為，成年人應如何面對基礎文化知識的重新修補？
餘秋雨：成年人的記憶力當然沒有小孩子好，忘記一些文化積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惱，也不必羞愧。成年人勝過小孩子的最大優勢，就是人生體驗，其中包括對古往今來多種文學作品的體驗。這比語音、成語之類重要得多，我們正是在這些地方，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孩子們的老師。
你的問題讓我產生一種擔憂。這些年來，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來越熱衷於一些技術性的文化細節，而完全不在乎對大道、文脈、時運、詩魂、意境、心靈、感覺的體驗了，這真是文化的一種可怕墮落。記住，文化之神永遠大於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遠大於文化之術。對此，萬萬不可顛倒。
有越來越多的節目將目標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選秀節目將小孩子變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長的縱容與製作人的刻意引導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小孩早熟」的現象，您怎麼看？
餘秋雨：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進入選秀節目。
成人沒有理由如此侵擾幼者，喧鬧的社會沒有權利過早地玷汙純淨的童年。
純淨的童年對人的一生來說都是無價之寶。拔苗助長是一種最殘酷的傷害。每次看到五六歲的孩子在電視裡模仿成人情感的節目，我都想伸手撥電話向公安局報案，因為有人在明目張膽地破壞《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
秋雨老師，我們發現現在許多電視劇，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說《西遊記》和《紅樓夢》，都在計劃重拍，您覺得反覆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們現在創作者的原創力枯竭呢？
餘秋雨：除了極少數例外，我不喜歡老片重拍。在觀眾的審美心理學上，老片有一種「先期號召力」，但是，觀眾在觀看時的對比和厭倦，必然超過這種先期號召力。更尖銳的問題是：那些老片產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時代，在精神上很難引起當代觀眾共鳴。如果要共鳴，那就要對老片進行大規模的改編。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拍個新片？
我估計，老片新拍，一是為了便於吸引投資，二是為了便於審查通過。
但是，既然身處一個主張創新的時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國內外的媒體更加關注於章子怡、劉翔這些文體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會精英分子，比如說科學家。這些您是怎麼看的？
餘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注意，受媒體關注是一種犧牲。只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犧牲，才有科學家們的安靜。
韓寒與陳丹青在做客某電視臺節目的時候，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評判，認為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一些大師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麼大師，而是在時代背景下被過譽。為此遭到網友的暴怒型攻擊，認為韓寒侮辱大師，不尊重文學。其後韓寒也寫了多篇博文論述此事，言「你的大師不是我的大師」。您對此怎麼看？
餘秋雨：「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太政治化，又太誇張，應該容忍後人作一點不同的判斷。不同的判斷也不必成為「定論」而獲得「公認」，因為「定論」和「公認」之類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時代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開設過一門現代文學史課，打破通行的格局，只憑我自己的藝術感覺選擇作家，結果認為較好的作家只有魯迅、沈從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勵對一切問題進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這種大膽之舉也沒有受到非議，北大的王瑤教授看了我的講稿後還寫來熱情的長信大加稱讚呢。
這些年我多次去美國講課，凡是在紐約開講，高齡的夏志清教授都會來聽。在幾次聚餐時，他對我說，他不喜歡老舍的小說。我說，我不喜歡他老人家推薦過的錢鍾書的小說，智慧過剩；我也不太喜歡張愛玲小說中那股太故意的陰沉氣息。我們兩人總是說得高聲大笑。
記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對我說，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裡邊的人都很好，但筆下卻缺少才氣，比較平庸，他問我有沒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牽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還有鄭振鐸、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等。這不是對前輩不恭，而是維護自己進行文化判斷的權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確表示對莎士比亞的不滿，我非常欣喜，予以錄取，儘管我還是喜歡莎士比亞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們正是因為反對莎士比亞劇中那種毒藥、暗殺、決鬥，而是主張表現「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歐洲文學的新局面。
說了這麼多，我是想借此鼓勵你們，不要成為被教科書控制一輩子而放棄了自身文化感覺的人。更不要因為別人表達了與教科書不一樣的想法，就「暴怒」。你們千萬不要成為思維僵滯、情緒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時候，麥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絡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餘秋雨：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麥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曆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
前段時間有一個清華學生，因為工作不太順利就去賣炒粉，也有北大同學去賣肉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您覺得他們在當前激烈的競爭條件下，自己去選擇這樣的職業真的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嗎？
餘秋雨：當然不丟臉。如果他們真行，也許能把相關的食品業整合起來。真正丟臉的，是那種拿了名校學歷卻無所作為，又想讓別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這個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為社會早已習慣於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還包含著父母的心血、老師的設計，因此一步走錯便傷筋動骨。今天中國的所謂名校，有可能躲藏著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師曾提到我們對歷史的態度，包括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歷史，包括上個世紀早期的時候，像傅斯年、顧頡剛他們「古史辨」就提出對古史有一個量新的考量，那麼我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認為歷史可以構成我們生活的根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餘秋雨：歷史很難信任，因為歷來的高層史官把它宮廷化了，底層藝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眾把它情緒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幾人？
相關資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尋找自己心中的歷史。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經驗，能讓我們信任一種獨特而又可靠的邏輯。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的語言結構來表述一種主張：心外無史。
至於那些歷史學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歷史的虛假性，這是有價值的，但他們自己也掉到真實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證，可以洗刷一些明顯的虛假，但這些史料考證就是可靠的嗎？
我們發現，在網上炮擊名人的現象好像越來越多，比如章子怡不愛國，劉德華沒有愛心，但是我們感覺這些名人，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並不至於遭到這麼強烈的譴責，您覺得這種現象正常嗎？
餘秋雨：無端地攻擊他人，永遠是一種罪惡。古人說：「天下固有百惡，惡中之惡，為毀人也。」以為攻擊名人可以脫罪，其實是一種暴民心理。「文革」早就由紅衛兵、造反派試練過了，他們當時殘害的物件，叫做「三名三高」，簡單說來，就是名人。
攻擊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藉著名人在完成一種自我精神補償。他們見財、見色、見權都會產生一種犯罪衝動，但社會上樹立的卻是一系列道德模範，他們無處宣洩這種犯罪衝動，只能通過對名人的幻想或誣陷來勉強寄託。因此，中國的名人必須為這些人承擔這樣的心理投射義務。
如果要想控制這種現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國的法制建設能讓誣陷罪、誹謗罪、侮辱罪真正獲得審判，情況就會有所改觀。
我們一直在談論歷史。有一句話叫做「盛世修史」，那現在中國湧動的對歷史的近乎狂熱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們現代湧動的某種民族主義的思潮，或者是我們對於中國的崛起有一點點浮躁的某些現狀呢？
餘秋雨：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熱地尋找歷史話語，多半是為了獲得精神安慰。而且，這種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無知心理的，譁眾取寵式的。因此，這樣的「歷史熱」，如同民間節慶祭祖的炮竹煙火，轉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應該在人們忘記歷史時獨自走向廢墟，或者，在人人大談歷史時悄悄離開，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奧運期間實行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廣受老百姓的好評，甚至大多數人認為應該一直沿用下去，為此韓寒在部落格中創作了一篇小說，大膽設想單雙號限行數年後各種因果關係下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餘秋雨：韓寒的小說沒看，但「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
「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是選擇理性的民主，還是多數人的暴政？這兩者之間無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後者。如果試圖平衡，結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們在給孩子們介紹中國文明的那些歷史和經典著作的時候，是應該把它們改寫成非常淺顯、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講給他們呢，還是保持它原來的形態，讓孩子們去背誦《三字經》《論語》呢？這似乎需要進行取合，秋雨老師怎麼看？
餘秋雨：兩種途徑都要。最難的是對經典作出精彩的「現代闡釋」，這不僅僅是對孩子的問題。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主義時期，出現了一大批「現代闡釋」大師，使維納斯、拉奧孔等古代藝術作品，以及古希臘的哲學著作獲得普及的現代生命。其實，後來他們對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貝多芬、畢加索的闡釋也很成功。
闡釋，是現代良知與古代情況的對話，也是現代對古代的一種選擇。這個工程，不亞於一項重大的學術研究。中國近代一直沒有出現類似於歐洲的闡釋者群體，有一些學力深厚的學者開始做了，如王國維、陳寅恪，但他們沒有把闡釋之橋通向普通民眾，因此還只是學術性闡釋而不是社會性闡釋。
前段時間上海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了比較大的調整，淡化了戰爭史，尤其是革命戰爭史，而代之以重視物質文化歷史的記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變動，您對這個事情是怎麼看待的？如果讓您編一部中學歷史教科書，或者說您心目中比較理想的歷史教科書，會是怎樣的？
餘秋雨：上海對歷史教科書的這種調整，方向是正確的，可惜最終又屈服於歷史界和教育界的壓力，縮回去了。這又一次說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氣。
在我看來，不僅歷史教科書要調整，總體歷史觀念也要調整。我們流行的歷史觀念，來自於朝廷史官，因此可稱之為「宮廷政治史觀」。後來產生的革命戰爭史，也是從這種「宮廷政治史觀」派生出來的，只是方向不一樣罷了。就像下一盤棋，黑白倒置了，棋還是這盤棋。
我們應該從「宮廷政治史觀」轉向「全民生態史觀」。人類文明的實質性推進，中國文化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體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學的課題。相反，一次次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農民起義，對文明和文化來說，確實未必重要。
上海的學者們，既然你們做對了，為什麼還要倒退回去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餘秋雨：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進行創作時都帶有某些怪癮，比如說李白，每當他寫詩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創作的時候一定要站在寫字檯前面，古龍在寫作之前必須把手洗得很乾淨，乾淨得甚至都脫皮等。這些怪癮包括我們講過的魏晉名士們也有很多奇怪的行為方式，您覺得在中國現在這個環境下還能容得下這些有怪癮的才子嗎？
餘秋雨：不少傑出的藝術創造者確實有一種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有時甚至表現為神經質。這不僅應該被寬容，而且應該被欣賞，就像欣賞窗外一棵長相奇特的樹，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樹；或者欣賞天邊一朵怪異的雲，怪異到讓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群體生態造成了在生活習慣上互相窺視、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惡癮，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尋常生態，給很多傑出人物帶來了大大小小的不幸，還說人家是「怪癖」。
我認為，即使不是藝術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種奇特的生活方式。
這不可恥，可恥的是偷窺他們，又容不下他們的人。大而言之，一個把平庸的一致當做生態標準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於你所說的李白喜歡喝酒，海明威站著寫作等，根本說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藝術家太正常是讓人遺憾的，但我相信他們一定還有不少隱潛的怪異，沒讓大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