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對於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來過中國的問題，我倒是認認真真地研究過。研究的結果是：中外的懷疑派首先是把他的身份看錯了。

大家看到有這麼一本有名的《馬可·波羅行紀》，就先入為主，把他看成了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中國古代的徐霞客。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一個學者，他壓根兒沒有承擔過考察、記述、寫作的任務。最後出了書，是一個偶然事件，而他在旅行過程中是不存在任何學術計劃的。他就像我們常見的那些走過很多路的採購員、出差者，一路上且走且看，到什麼地方空閒了遇到什麼人便暢談一番，其中少不了漏記、錯記或誇張、吹噓的成分。

他很可愛，因為可愛，說話更容易缺少嚴謹的科學性。因此，一切破綻都不是否定他來過中國的理由。更何況，他是口述，記錄人是否聽明白、是否記清楚，都還會有一系列的問題。

我相信他來過中國。只憑幾個細節就可證明，因為他所說的很多事件，當時都還沒有文告公佈，尤其像鎮江禮拜堂所發生事情的資料，即使在以後，連中國學者也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知道，除非是親歷。我想，大家只要仔細讀讀他的書就可感受到他那愉快、真誠、驚喜的目光。字裡行間，沒有故意作假的印痕。

利瑪竇是在馬可·波羅三百年之後來中國的。這三百年，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裡邊也包含著馬可·波羅的因素，但這種變化卻可以使利瑪竇不必再用馬可·波羅的眼光了。如果說，馬可·波羅的眼光主要是一次次驚歎，那麼，利瑪竇的目光是一重重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用嚴謹的方式一步步逼近中國文化，滲入中國文化，然後進行深刻的對比。利瑪竇在中國住了很長時間，最後是在中國去世的。前年我在聯合國召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作專題報告，針對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不理解，我提出，利瑪竇到中國來之後接觸中國文化的態度、程式、方法，直到今天，也是不同文明之間互相瞭解時應該參考的。那麼，我們現在就來談談利瑪竇初來中國時的一些情景吧。

王安安：利瑪竇剛來中國時為了獲得信任，就特地選了身和尚服。隨著他傳教區域範圍的擴大，接觸到了上層社會的官員才發現，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較低，地位高的穿的都是儒士服裝，所以後來他就換成了儒士服。而且利瑪竇在傳教士中應該是修正主義分子，他既堅持自己的傳教使命，又有意無意地迎合了中國的心態。比如他用中國觀念來解釋西方宗教，還尊奉孔子，這在後來的西方教廷是不容許的。他還繪製世界地圖，圓形的，但把中國放在了中間，迎合了當時天朝上目的一種心態，他很聰明。

呂帆：利瑪竇來的時候好像已經約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帶著很多先進的知識儲備來的，這樣和徐光啟也有一個談得來的話題。所以我覺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敲開我們官僚仕層階級一塊精神的敲門磚。

餘秋雨：利瑪竇來中國的目的是宗教使命，而結果卻是文化交融，範圍很大，當然也包括宗教。

他對中國文化的貼近，首先是技術層面上的，例如把中文學得很好，能看很多中國典籍，交很多中國朋友。接下來，他就深入研究精神趨向了。

例如，他來中國的時候，大明王朝還有氣勢，一些同行的歐洲人就認為中國有可能侵略歐洲，但利瑪竇沒有匆忙作這種判斷，而是堅持不懈地觀察和分析幾十年，最後才得出結論，按照中國文化，中國不可能憑著國力遠征歐洲。這種態度，令人感動。

比較重要的是1600年，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利瑪竇在南京遇到了徐光啟，兩個重要文明的代表人物見面了。徐光啟儒學出身，又做著官，他們見面以後，兩人在一起翻譯了六冊的《幾何原本》，使中國開始懂得了西方數學，這是一件大事。然後，徐光啟受洗加入了天主教，虔誠信奉，一直做禮拜。這給我們一種資訊，就是當時中國的高層官員如果按照利瑪竇的路子接受西方文明，未必有太大的障礙，也可能出現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平和方式。徐光啟去世的時候，皇帝罷朝一日，對這個大臣表示深刻的悼念，然而由於他是天主教徒，他的墓碑是拉丁文的碑文。過了不久，他的墓就搬到了他的家鄉，上海城外的一個地方。後來家人也搬到那兒去守墓，姓徐的家庭集合在一起，那個地方就叫徐家匯。

兩百年後，兩種文明終於沒有像徐光啟和利瑪竇那樣結合在一起，而是打仗了，結果西方文明勝利。一些歐洲人從香港和廣州北上，看中了一座城市。這座城市背後是長江，能夠貫通中國腹地，前面是太平洋，那就是上海。他們覺得這個地方比廣州還好，準備過日子。但就在他們東逛西看的時候，突然發現上海有一個地方早就有禮拜堂了，還不斷舉行著天主教的禮拜活動，那就是徐光啟的後代住的地方。西方人就在那裡造教堂，造學校，造藏書樓，等等，於是出現了「徐家匯文明」。徐家匯文明是現代上海文明的中樞。

我在一篇叫《上海人》的文章裡面把徐光啟說成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上海人，因為他與利瑪竇等人一起，提供了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在非戰爭的情況下友好交往的可能。

這也就是說，從文化和文明的視角來看，有一些血跡淋漓的生死搏鬥，本來是可能避免的。民族主義、鐵血軍事，未必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