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講完唐代文化的繁盛，再講以後的文化現象，會顯得有點艱難。在太強光亮的對比下，容易使我們對後面的光亮失去驚歎的熱情，因此也會失去公平。
首先承受這種不公平的是宋代。
除了宋詞之外，中國人對宋代的印象往往是混亂的。那簡直成了一個「記憶的沼澤地」。我現在很想聽聽大家對宋代的印象，隨口說吧。
王牧笛：整個宋代都讓人感覺比較暗淡。首先，不斷受外族和蠻夷的侵略，定和約呀、送歲幣呀、逃亡流亡的事情很多。就連宋徽宗和宋欽宗這兩個皇帝都被俘虜，而且都死在了北方，這對中原文明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恥辱；另外，朝廷也很黑暗，權奸當道，把像岳飛這樣優秀的一個武將給殺了；還有就是文化人的遭遇也特別讓人同情，司馬光、王安石都被牽涉到黨爭中，蘇軾、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文化人或者在政治上被排擠打壓，或者因戰亂而顛沛流離。
呂帆：還有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漢。不管你叫他黑社會也好，群英會也罷，但重要的是這個「逼」字，就是正常人在不正常的社會里也沒有辦法正常地生活，這個時代的老百姓一定生活得很壓抑。
王安安：還有程朱理學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禁錮人性，禁錮自由。對女人特別苛刻，一方面要她們嚴守禮儀和貞潔，就有女的手跟男的碰到了，回去就不得不把手給砍掉了這樣的事；而另一方面，由於宋代老吃敗仗，人們轉而把拯救國家、抵抗外辱的希望寄託在佘太君、穆桂英等楊門女將身上，男人都不知道幹什麼去了。
餘秋雨：大家講的都沒錯，但把這些現象當做整個宋代的基礎，卻錯了。
中國思維的一個弊病，就是喜歡憑著區域性感性印象作情緒化的判斷，自始至終缺少理性控制，理性控制的前提是宏觀控制。先擦去那些眼淚，收住那些嘆息，壓住那些怒火，把各種事情放到大歷史、大座標中進行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只有這樣的比較，才能看清一些基本輪廓。
放到大歷史上看，我們不能不承認，宋代認認真真地建立起了文官制度，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趙匡胤把兵權和財權收回中央，結束了地方政權的武裝割據，全國由文官來替代武將。那麼，文官從哪裡來？只能從科舉考試中來。因此，科舉制度走向健全。科舉考試的內容也發生了改變。唐代有考經書的，有考策論的，科目眾多，但大家偏重進士一科，喜歡考詩歌，詩寫好了就行。但是到了宋代就倚重實用，雖也考經義，就是儒家經典，但殿試僅考策論，就是社會管理的策論。這一考，就真的有選拔行政官員的樣子了。
和科舉考試相應的是在全國廣辦學校。國家官學之外，還有地方的私學，如象山書院、嵩山書院、嶽麓書院。為了科舉，上上下下形成了一個整體的氣氛，各地出現了大量的學校。這樣，也就進入了一個文化氣氛濃郁的時代。
宋代給文化人一種空前的優待，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宋太祖有遺訓，據說當時以鐵券的方式存在太廟裡，說本朝對上諫言事者，一律不殺。這主要是針對文官而言的。比一比宋代前後就會發現，這非常開明，不能小看。
宋代很長，但殺文臣的例子不多。我們所喜歡的那些宋代大文豪，不管做到多大的官，可能經常會被貶謫和流放，但很少被殺，也不會承受司馬遷那樣的酷刑。光憑這一點，我們應該對宋代多一點正面評價。
宋代文官制度，往往把一代文化大師推上最高的行政職位，例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這在其他朝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朝代也有大量文官，但是行政權位和文化品級不成比例，職位高者大多文章平庸，或者文章高者大多職位偏低。除此之外，宋代的文官在待遇上也空前絕後。
文官體制好是好，卻也帶來了一個致命的弊病，那就是不會打仗。文官們從書本上看來的種種謀略，又把宋與遼、金、蒙古的關係搞成一團亂麻。越亂越多餿主意，結果，軍事上已經變得不可收拾。
當然，打仗打不贏，主要原因不在文官制度，而在於戰爭方式。應該明白，在冷兵器時代，農業文明確實很難打得過游牧文明。幾十萬匹鐵騎浩蕩南下，由農家子弟為主的漢族士兵當然難以抵擋。那麼多亞洲、歐洲國家都無法抵擋蒙古軍，為什麼偏偏要嘲笑宋朝抵擋不住？
總之，我們首先要建立大判斷，而大判斷的前提是大視野。
在大判斷、大視野之下，宋代還是挺不錯的。我希望大家從狹隘的軍事思維，擴大到整體文明思維。
王牧笛：確實，雖然在政治、軍事上的問題很多，但是宋朝整體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好的提升，文明成果有很好的積累。所以客觀地說，宋代，創造了包括生態文明、藝術文明等極其豐富的文明。
餘秋雨：剛剛我講了一句話：「希望大家從狹隘的軍事思維，擴大到整體文明思維。」這個意思我還要闡述幾句。如果站在古代史官的立場上，僱用他們的朝廷興衰是第一標準，因此，必定把軍事勝敗和宮闈爭鬥作為首要內容。遺憾的是，我們後來讀到的史書，大多是這一類，因此這也就變成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歷史觀。但是，如果真正站在全球立場、現代立場來看，第一標準應該是文明的進退、民生的狀況，可惜這方面的敘述在我們的《二十四史》中記述得太少太少。中國古代的戰爭，絕大多數是自家兄弟民族之間的戰爭，一時勝敗確實不應該成為今天我們判別歷史的主要標準。有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還帶來了特殊的生命力，例如西元五世紀的鮮卑族和元代的蒙族、清代的滿族都出現過這種情景。
因此，我們評價宋代，也應該用文明的目光而不要仍然用古代史官的軍事的目光著眼。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究中國科技史就會發現，宋代的科技創新能力超過其他很多朝代，湧現出了眾多的科技成果，如火藥的發明、活字印刷的出現。農業耕作方法也有巨大的變化，南方大面積播種了耐旱的稻種，推廣了稻麥兩種制。特別是商業，其發達程度可由張擇端那幅不朽的寫實場景畫《清明上河圖》來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