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上次說到的幾段故事，體現了司馬遷的敘事功力，但在整體上，《史記》是散文結構，是一種以第三人稱「夾敘夾議」的超越型文筆。

我覺得用這種文筆來寫歷史最合適，因為在基本神韻上，歷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或者說，歷史結構很像散文結構。它有情節又不完整，有詩意又不押韻，有感嘆又無結論一一這還不是散文麼？

更讓我高興的是，他的文筆，像歷史本身一樣樸素。

我們從上幾次討論中已經看到，司馬遷堅守著美學職能。因此，說《史記》像歷史本身一樣樸素，其實是在肯定樸素的美學基礎。樸素，是對奢靡的擺脫。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擺脫文學上的奢靡，是一種艱難的努力。因為很多人都在追求奢靡，並把它看成是一種品級、一種時尚、一種美。

當時司馬遷身邊充斥的是辭賦之風。辭賦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總的說來有鋪張、浮華之弊，空洞的詞章如河水氾濫，卻又因刻板的音節、對偶、排比而大同小異。在這種文字氣氛中，司馬遷用樸素多變、靈活自如、搖曳生姿的正常語言寫作，無異是一場浩蕩的清風席捲文壇。

但是，鋪張、浮華的文風不僅有一種慣性，而且還有一種代代再生的功能。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用大力重新呼喚樸素文風，才成氣候。但是，在他們之後，這種呼喚還不得不一再響起，因為那個老毛病像一種間歇症一樣一次次復辟。

直到今天，請聽聽上下左右那麼多發言、報告、陳述，其中擁擠著多少套話、空話、大話，而且都那麼琅琅上口、抑揚頓挫。更麻煩的是，由於傳染和誘導，越來越多的人覺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學性。

開始的時候，這可能與我們接受的語文教育有關。很多教師從一開始就誤會了。記得我上初中時在書店裡看到老合先生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說，寫文章有兩個秘訣，一是儘量不用成語，二是儘量少用形容詞。我當時一看如醍醐灌頂，因為這種說法與我們老師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裡一直在兩個「老」字間掙扎：聽「老師」的，還是聽「老舍」的？最後我做了正確的選擇，聽老舍的。

我當時想，成語是中國語文中的財富，為什麼老舍主張「儘量不用」呢？後來看書多了漸漸明白，成語是遞給一般表述者做一般表述時的柺杖，在高水準的文學表述者看來反而會成為「型別化」的障礙。例如，哪裡會有一個真心的作家在描寫時間過程時會偷懶地去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白駒過隙」之類的成語呢？除非是黑色幽默。無論是成語還是定型的形容詞，都是經過太多人手的「語言硬塊」，如果作家們不想放棄由自己直接來描寫物件的權利和責任，就不會頻頻沿用。

同樣的道理，現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現代駢體，聽起來整齊而順口，實際上卻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敗壞了中國語文的生動風姿。

王牧笛：我對寫作腔或者演講腔也有一種強烈的負面感受。比如大學生辯論賽，大學生們說的話，只有形式沒有內容，沒有對一個具體問題的認真思考。基本上現在每場辯論賽最後四辯總結的時候都會說：謝謝主席、對方辯友。大家好，對方辯友，我不得不指出你們的幾個問題，第一，揚湯止沸；第二，指桑罵槐；第三，暗度陳倉；第四，邏輯混亂；第五，概念不清……基本成了套路。

餘秋雨：是啊，現在到處都是越來越空洞的排比套路。

為了譏諷一下現代套路，我們不得不向漢代的司馬遷求援。讓他告訴大家，自古以來的好文章，都不喜歡那種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其實《史記》裡也不是沒有駢句，但卻獲得了嚴格的控制。因此我要向你們提出建議，你們在寫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幾句對仗的句子，一定會很高興，但是要注意，絕不能過分。兩句就是兩句，不要湊成四句，如果湊成了四句，那也千萬不要讓它們全押韻。全押韻很容易，但就變成假的了。世間文字，過巧即偽。司馬遷的《史記》裡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韻，後來的學者就判斷說，這是別人插進去的，因為大家知道司馬遷不會傻到這種程度。

牧笛剛才說到的演講上的僵硬套路，聽上去讓人討厭，卻是出於一種不自信。現在很多官員報告的套路，遠比你所說的演講比賽嚴重。全講千篇一律的話，卻又響亮。我們是一個不善於演講的民族，再加上多少年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薰陶，一開口就輕鬆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閃閃的堅硬扶手，但是又想掩蓋，因此特別大聲。這就形成了一個規律：演講時的語言越整齊、越響亮，就越沒有自信；反之，越樸素、越從容，就越有底氣。

金子：我記得在小學五六年級稍微有一點語文基礎以後，老師會讓我們買很多的經典作文，背裡面的形容詞、成語，然後用它們造排比句、對偶句，要押韻。這種大環境下的文化教育，對造成當今的這種狀況有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