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安：司馬遷剛剛從西南迴來，又跟著漢武帝出行，去了山東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盧龍，內蒙的五原。那時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歲。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的萊州，河南的濮陽。後來他又到了寧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寧遠，湖北的黃梅，安徽的樅陽，山東的膠南……

餘秋雨：走了那麼一圈又一圈，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一路上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是史料的考證？是傳聞的蒐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穫，一是採擷到了豪浩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二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中國那麼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歷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者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裡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只憑他一句話。

餘秋雨：在中國古代，王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絕對地掌握著決定一切官員命運的權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和理性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因此，漢武帝不是僅僅突然可憐起了司馬遷，優待他的刑後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不少特別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歡玩這種故意穿越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惡。

魏然：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象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餘秋雨：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說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面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汙垢越重，因此難過得「腸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馬遷為什麼要對任安說這一切？

多讀幾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訴任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為寫《史記》而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的請求，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使這一線生機斷裂。司馬遷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換任安的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的命，他拒絕。

生命本是輕微的，但也有可能與泰山連在一起。自己已經與泰山連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於自己而毀了泰山。為此他說出了那句大家都聽到過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面六個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卻很重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生命走向決定了生命的天差地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

王安安：秋雨老師曾經說過，《史記》的終筆也就是司馬遷生命的終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意義的死亡，司馬遷在真實意義上的死亡，並不為大家所記住。這是不是暗藏著一個反諷？司馬遷寫了多少人的生命與死亡，可是作為一個史學家，他自己的死亡卻沒有被後世記住。

餘秋雨：有一點史料透露，似乎是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的一些話，還是為朝廷所不容，結果被處以極刑。郭沫若先生為此專門做過考證，只是史料畢竟語焉不詳。一般的說法是：司馬遷總是表達不滿，所以最後被殺。為什麼歷史書上對此不作敘述暱？我想這是歷史學家們對自己開山祖的一種仁慈，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選擇了退場，退得很徹底，讓大家找不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