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從今天開始，我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大家一起討論中國文化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他就是司馬遷。他不僅僅是一個傑出的史學家，而是一個改變了我們所有中國人的人。是他，使每一箇中國人成為「歷史中人」。

中國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過去曾被集中裝在檀香木的專門書櫃裡，既氣派又堂皇。這套卷帙浩繁的史書所記朝代不一，編撰人員不同，卻有相同的體制。這個體制的設計者，就是司馬遷。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二十四史》的總策劃。

有了他這個起點，漫長的中國歷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腳印。這個全人類唯一沒有湮滅和中斷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辯的佐證。但是，正當我們一次次為這種千年輝煌歡欣鼓舞的時候，會突然安靜下來，像被秋天的涼水激了一下，使我們清醒，因為我們看到了整部歷史總策劃的身影，那是一個臉色蒼白、身體衰弱的男人。

他以自己破殘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民族完整的歷史；他以自己難言的委屈，換來了千萬民眾宏偉的記憶；他以自己莫名的恥辱，換來了華夏文化無比的尊嚴。

司馬遷的《史記》寫了十幾年，如果再算上修改的時間，大概是二十年。他父親是個太史令，已經開始在做這方面的事情了，後來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他二十歲就開始了考察，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就在他準備把考察和思考的結果一一寫下來的時候，突然遇到了一場重大的人生災禍。

這場災禍讓我們這些後人聽起來十分痛心。但是，和一般模式不同的是，這場災禍的製造者並不是一個卑鄙小人、陰毒昏君，而是另一個偉大人物，那就是漢武帝。

請注意，在歷史上，傷害偉人的並不一定是惡人、小人，而很可能也是偉人。這是巨石與巨石的撞擊，大潮與大浪的相遇，讓我們在驚心動魄間目瞪口呆。漢武帝無疑開闢了重要的時代，以至於今天的中國人想起他也還會精神振奮。漢武帝年紀輕輕就登基了，他不能忍受前輩皇帝只能用漢族的一個一個的女子，以公主的身份與匈奴和親的方式去換取北部邊疆的和平。他覺得對一個民族來說，這很屈辱，而且事實上這樣的和平也很脆弱。他想用武力來問一問，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開始不斷地打仗，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漢武帝實在是做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人類的一切大文明，都會遇到野蠻力量的圍攻。最終勝利的，大多是野蠻。因此，真正的大文明必須選擇最有效的防範措施。中華文明當時遇到的最大野蠻力量，就是匈奴。對匈奴，秦始皇的對付辦法是築長城，漢武帝的對付辦法是戰爭。否則，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文明的消解。後來匈奴被中華文明驅趕到西方去了，偉大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就與他們有關。你看，羅馬文明，連帶著希臘文明，就此滅亡了。因此，漢武帝功不可沒。

那是個英雄的時代，開疆拓土，平定邊境，凱歌和悲歌交織，鋒芒和粗礪俱現。英雄時代的邏輯與平常時代是不太一樣的，司馬遷的悲劇也就是英雄時代的悲劇。

對於司馬遷悲劇的具體情節，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在《歷史的母本》中也已經作過系統論述，今天就不在這裡重複了。我只想說一說我對司馬遷的總體評價——正是這個在油燈下天天埋首的「刑餘之人」，規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規範。他使我們所有的人，都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家譜。

王安安：我聽到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歷史」就是他們的信仰，中國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遺臭萬年」。

餘秋雨：我很喜歡這種說法。不是「宗教的歷史」，而是「歷史的宗教」。歷史被擬人化為一個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獎懲一切。這個歷史，就具有亞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錯，歷史在中國，不是太追求真實，而是追求著一種裁判和被裁判的權力。

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俠客遊士、文人騷客，他們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覺得自己的腦袋後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筆，會記述自己所做的一切。這枝史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歷史，從正面來說，這枝史筆傳達了一種有關人間正義的基本界限。

我想對大家提一個問題。也有人說，在司馬遷之前，《春秋》和《尚書》其實都已經開闢了修史的傳統，那麼司馬遷在這個傳統當中，究竟有什麼特殊地位？他對後來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和走向，有什麼特殊意義，其中有沒有負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