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藉著屈原，我們還要繼續討論大家為什麼喜歡為文化貼政治標籤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為什麼那麼感興趣？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一直盤旋著政治標籤的濃重陰影。記得我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不少追悼會，發現一些藝術家去世後，為他們寫的悼詞裡只說政治待遇，做過什麼代表、什麼委員，做過副系主任，可能又做過退休職工管理小組的副組長……至於他們在藝術上不同於別人的成就和突破，卻沒有出現在悼詞裡。我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是這已成了一種習慣，很難改。我們學院改了，其他單位仍然如此。不信大家可以翻翻某些新出的大型辭書，裡邊寫到當代藝術家、科學家的生平，也都以政治名號、行政職務為主，幾乎不會評述他們的專業成就。同樣，一個作家的等級，也很自然地根據他是政協委員、還是政協常委來定了，完全不在乎他到底寫過什麼。每次想到這種情況我都會自我嘲笑：像我這樣一個辭光了一切職務，又不願擔任任何一個級別代表、委員的人，百年之後的悼詞，大概只剩下性別和生卒年月了。
中國幾千年的專制集權，積澱成了一種「官本位」的文化思維。這種思維，蔓延在官場已經讓人感到厭惡，而滲透到了文化學術領域，則不能不讓人感到恐懼了。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文化學術領域對此格外起勁，甚至超過官場。
根據「官本位」的文化思維，屈原失去楚懷王的寵信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你們如果到圖書館去翻閱一下屈原研究論文，包括一部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屈原的部分，都會發現當代竟有那麼多學者一直在大聲地惋嘆屈原沒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複地一再惋嘆。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懷王身邊最忙碌的寵臣，忙碌到沒有時間寫詩作文，他們才會滿意。
這種惋嘆，他們並不僅僅對屈原。對於屈原之後的魏晉名士、唐宋文傑，他們都會惋嘆，惋嘆這些古人官場失意、仕途不暢。這實在是中國文化學術思維中最為奇怪的事情。他們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蘇東坡做了元帥、李清照做了武則天才不會惋嘆，一直等到《中國文學史》全部並人《中國政治史》才不會留有遺憾。
當政治話語凌駕於文化話語，文化座標就會亂成一團。在我自己的經歷中，曾經一再目睹過由於政治凌駕而產生的文化混亂。例如，在「文革」中，把作家分成「革命作家」和「不革命作家」，在「革命作家」中，又分成「去了延安的作家」和「沒有去延安的作家」。這麼層層疊疊分下來，文學本身的等級就錯亂了。有趣的是，等到「文革」一結束，十年間發生的一切文化現象又以新的政治座標來劃分了，哪怕是編教材、編辭典、演雜技都被判定為「四人幫陰謀」，連「文革」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馬俑、馬王堆、婦好墓，直到今天都沒有人敢說這是什麼時候出土的，因為一說似乎是證明那十年對於古代文物不完全是徹底破壞。這就是說，那些兩千年前的俑人、女屍，都犯了現代的政治錯誤。這個思維，直到你們老師一代，都還比較頑固。
我真希望從你們這一代開始能夠擺脫這種長久的魔影，讓文化開始按照自己的邏輯自立。這也是我花那麼長時間開設這門課程，並在屈原上停留那麼久的原因之一。
好，那就讓我們重新回到屈原吧。我很想聽聽你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屈原的人生境遇如何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請注意，重點是文化人格。
王安安：在政治座標系裡屈原一路下跌，可是在文化座標系裡他卻是一路上揚，所以如果說對屈原的放逐、流浪的苦難，我覺得不該選擇「惋惜」，而應該是「慶幸」——當然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站在宏觀文明視野中的理解。我們慶幸這個苦難降臨到他身上，就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正因為有了這段苦難，屈原才走向了邊緣，走向了自己，走向了心靈，創造出那麼多瑰麗的詩篇，以至於很多年後，李白感嘆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餘秋雨：這就是那首我所喜歡的《江上吟》。李白畢竟是李白，他一語道破了文化價值的偉大和永恆，又一眼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虛空和易逝。
王安安：我不惋惜他的遭遇，但我惋惜他十分孤獨和窘迫的流放生態。我不希望他做官，卻希望他能在一個比較從容的環境裡多寫點詩。
叢治辰：我倒不這麼認為。詩人的生活不能過於從容和安逸，因為這會磨損他的生命力度。詩人跟散文家、小說家不一樣，詩人的作品是跟生命高度統一的，不像小說家的創作那樣可以虛構。有人批評中國當代詩歌缺乏力度，為什麼？就是因為很多詩人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他的生命狀態跟他寫詩的狀態分裂了。屈原最後的自沉，他所練就的對生命的體驗，和他的作品最後達到的力度、高度是一體的。
萬小龍：我想起自殺的詩人海子，他說他的一生有三種受難：流浪、愛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叢治辰：前一陣子非常流行一句話：「生活在別處。」我還專門考證過：歌德說過，海德格爾說過，法國詩人蘭波說過，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說過。我想可能屈原的真實生活很悲慘，但他的精神生活在別處。
餘秋雨：「生活在別處」，這種說法極為精闢，謝謝你在我們談話的關鍵部位及時提出，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
「生活在別處」，是指用主動的分裂方法獲得一種精神釋放。但是，這種精神釋放不像我們尋常理解的那樣批判什麼、衝破什麼、排除什麼、征服什麼，而是從整體上把自己抽離出來，放逐到陌生之地，面對另一個世界。這等於造就另一個天地，另一個自我。這個自我與原來的自我距離很遠，有可能產生衝突，卻很少有可能和解。只有真正的大詩人、大作家、大學者才有這樣的特殊心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