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以孔子、孟子、莊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之後，還有哪位值得敬重的人物應該進入今天普通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我們注意到，在諸子百家匯聚的稷下學宮中，曾經來過一個風度翩翩的楚國官員，他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個世界奇蹟：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兩千三百年，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卻被那麼多中國人年年祭祀，這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第二，這個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將軍，也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詩人；

第三，對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廟裡，而對屈原的祭祀卻遍佈全國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到處都在祭祀；

第四個奇蹟是，雖然有那麼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夠讀懂他作品的人卻少而又少，大家其實是在祭祀一個自己並不瞭解的人。

這四個奇蹟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文化一種非理性的驚人動員力和普及力。這種情景已經遠遠大於祭祀物件本人，而是一種大眾的精神需求。我們平常研究中國文化，大多就一個人論一個人，忘卻了數千年來一個龐大人群不約而同的集體行為。我覺得在文化上沒有別的事情比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們只能驚歎，不能讀解。

正因為不能讀解，我們仍然只能回到屈原本身。但一說到屈原，我們不要一下子陷入書呆子的泥坑。首先應該花一點時間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輕時划龍舟的姿態；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勞，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國大地、甚至世界很多華人社群的划船聲、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歲，這個時間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我們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個簡單的劃分。

第一階段：年少得志，二十二歲就做到了楚國的高官；

第二階段：受到小人的挑撥，失去君主的信任，離開統治核心，鬱鬱寡歡；

第三階段：楚國遇到外交災難，由於耿直的諫言，他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階段：第二次被流放，這次流放長達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羅江。

為了更多地瞭解他，我想聽聽諸位對他人生起點的看法。

王牧笛：屈原出生於西元前339年，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據說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巫神。傳說，屈原出生當天他家屋頂上有道彩虹貫頂，這成了屈原此後追溯自己生平時引以為榮的資歷一《離騷》開篇就說「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這一脈與黃帝的淵源，從小就樹立了一種「家族榮譽觀」；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國當地的，還包括中原的詩書、禮儀、經書的浸淫。屈原在楚國當外交官的時候，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跟學者名流們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裡的學風。

王安安：屈原年少得志的時代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18年——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齊國訂下「齊楚之盟」，受到齊宣王的賞識，在政壇嶄露頭角。屈原逐漸被楚懷王委以重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就是幫助楚懷王制定內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針。

餘秋雨：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經有點敗落，所以貴族的「貴」是貴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馬遷說他「博聞強識」，說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計他的形象不錯，否則《離騷》裡不會有那麼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歡在服裝上下工夫，愛打扮，並且總在自我欣賞。

於是，根據自己家庭的歷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時間，他突然覺得自己有某種「天命」。《離騷》也就由此開篇。屈原的高貴，包括血統的高貴、地位的高貴、知識的高貴、形體的高貴、姿態的高貴，成了他文學陳述的進入方式。其實，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進入方式。

不過這也帶來一個麻煩：就像歷史上的許多貴族子弟一樣，他們總是自信滿滿，覺得自己擁有理想和使命，卻不善於在前後左右周旋。他們不太懂得政治生態，比如看不得小人臉色，聽不得言不由衷，更不願意由自己來說一些俯仰上下、左右逢源的話。其實一旦躋身政壇就不能全然拒絕政治慣性，這是連孔子、孟子都不能拒絕的。但是，屈原的理想化潔癖使他成了一個缺少彈性的人。因此，當我們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斷強調自己的高貴、潔淨時，我們就知道，等待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劇。

何琳：他那些理想高遠的話，包括那種自豪感，可能別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個世界中去，就會認為他是自大。其實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種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劇不是自大者的悲劇，而是理想者的悲劇。

餘秋雨：說得很對，理想者的悲劇更能說明屈原，也更能打動人心。但是，請注意「理想」和「自大」並不是對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內心必然會有自大的成分，這是和沒有理想的人的一種天然區分，結果使沒有理想的人難於接受。「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當做一個實現理想的親民策略。但是，屈原沒有這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