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今天我想問大家：你覺得孔子對歷史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王牧笛：在我看來，孔子是後世讀書人的典範，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人師表，垂範後世。當然，他的女性觀在如今應該被拋棄了。

費晟：孔子提倡一種以家庭倫理為基點和核心的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在我看來，這是與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之一，它和西方那種終極關懷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路徑。兩千年來所有的中國人安身立命之處都是以家庭為原點。

餘秋雨：你說得不錯。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擴大到整個社會結構。本來，研究社會結構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會關心，也缺少思考的資源。沒想到孔子創造了一個可親可愛的思維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體驗的家庭生活方式當做一個象徵體，推而廣之，使宏觀政治問題變成了家庭問題的放大，使一般民眾也具備了思考的基點。後來孟子也用了這個思維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藉由普通民眾能夠感受到的境遇，來設想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在一般中國人看來，家庭的血緣倫理是自然的，難以動搖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關係之間有任何苟且。由此擴大，政治也漸漸變成了一種「自然倫理」。我覺得這是一項高明的理論策略。

中國人的家庭倫理觀念，與農耕文明有關。農耕文明不同於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對游牧文明來說，馬背是家，帳篷是家，遠方有水草，那麼遠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遠在嚮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遠不知道，因此可能回來，也可能永遠不能回來。中國的農耕文明是精耕細作的文明，從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式，非常複雜。它延續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講究倫理結構，有了這種結構才能完成生產的程式和財物的分配，才能協調彼此的關係。孔子找到了這個結構，並把它擴充來治理天下。他的邏輯結構是從修身開始來齊家，然後是治國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個起點，一個平臺。例如中國民間信奉的第一道法規是孝，把對父母不孝的人罵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脫離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這個關係推延到了君臣關係當中，也就是從「親親」直通「尊尊」，形成了整體的「治國」觀念。

這個觀念又進一步要求人們在社會倫理中「扮演」家庭倫理，構建一種簡單、嚴謹、快樂的儀式。這個儀式就是「禮樂」儀式。

整個國家像家庭一樣和睦有序，充滿溫情和樂觀，而且可以有音樂、舞蹈、詩歌伴隨，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這個禮樂社會靠什麼支撐起來？靠君子。如果沒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點，缺少過渡的橋樑，缺少實踐者、評判者和監督者，無論是禮是樂，都缺少執掌者和引領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養成，看成是他的社會理想的核心構建。大家從他的言論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極大的熱忱在呼籲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內容很豐富，例如確定了君子的人際交往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現在仍有價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則給君子之道提供了行為準則，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極端。

餘秋雨：對。但遺憾的是，當他的學說被皇帝們推崇的時候，皇帝們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來的政治圖譜，全國就是一個家，我是家長，我的權威像天賦血緣一般不可動搖，所有的人都該像服從父親一樣服從我。

對於孔子學說的人格基礎——君子之道，歷代朝廷雖然也會講，卻不會由衷地重視和執行，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本身不是君子，他們更多地信賴叢林原則和好漢原則。

我在《摩挲大地》一書裡面有一篇專門論小人的文章，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產生過極大的影響。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作為君子對立面的小人，勢力太大了。君子，儘管被呼籲了兩千多年，卻還是「稀有動物」。我是個現代學者，但實在找不出任何一個國際學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劃分。有一些西方學者也感覺到了這個區分，但怎麼劃分也沒有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劃分那樣清晰有力。

叢治辰：那篇文章我還記得，餘老師在那裡面講到一個小人，為太子娶親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實在太好了，就半路轉了個身，把她獻給正當政的國君。太子妃變成了太子的娘，實在叫人歎為觀止。

餘秋雨：我引用了很多歷史資料，也包括外國的資料，來提醒廣大讀者，我們在區分社會上種種是非、善惡、利鈍、真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背後的人格界線，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比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更深刻。很多敵對營壘裡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與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這種劃分能夠使社會歷史從表層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來，增加一層關係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