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這種情況現在還是這樣，活著的人總是有「爭議」，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爭議」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爭議」結束，立即「偉大」。但孔子的死確實是一件大事，因此當時的葬禮比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別強調周禮當中的喪葬之禮，這一點和道家的區別比較明顯。道家覺得人生就是一片浮雲，哪兒來，哪兒走，哪兒起，哪兒止，無所謂。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澤江湖。但對孔子來說，人生不是一朵雲一股氣，而是一個莊嚴的過程，要用隆重的儀式來終結它。

孔子重視喪葬之禮，在橫向上，他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維繫生靈之間的互尊；在縱向上，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護佑家屬之間的傳代。他的學生因為認真學習了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孔子本人的喪葬儀式之隆重，我們可想而知。

魯哀公作為一個國君專門撰文悼念這麼一個士，已經開了一個先例。但是，更讓後世關注的，是學生們的守墓方式。這種守墓，要在墓邊守三年，穿衣、吃飯都有特殊規定。墓邊還搭建了窩棚，這些學生的家庭也要搬過來陪。來了那麼多家庭，親戚和相關服務人員也隨之而來，結果就搬過來一百多家，成了一個不小的村落。

學生們就這樣整整守了三年。本該告一段落了，但子貢還要繼續再守三年。子貢守在那裡，其他學生也來看望。結果，一個延續多年的儀式就構成了雛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還看到孔廟裡收藏了孔子用過的衣服、帽子、琴、書、車，不知是真是假。後來很多皇帝都親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後真是很受重視，活著的時候根本沒法比。

餘秋雨：那是到了漢代以後，孔子不僅僅是一代代學生們的紀念物件，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個精神座標。有許多皇帝親自來祭孔，親自來掃墓。最先來的是漢高祖劉邦，後來有東漢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來了。唐高宗、唐玄宗都來過曲阜，後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幾個皇帝，清聖祖、清高宗也都來了。祭孔，已經成為一種「國家儀式」。

費晟：那些學生為孔子守墓非常真誠，但後世的皇帝祭孔子就顯得有點矯情了。孔子的學生為他守墓的時候，孔子依然是一個鮮活的形象，可是當後世把孔子的學說政治化以後，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學說被附上政治含義以後，一定程度上可能喪失了它作為一個學說的獨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發展了。

餘秋雨：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兩個孔子：一個是我們喜歡的，作為思想家的孔子，這個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結在他的七十三歲，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學生們心上，而不是祭壇上；另外一個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個孔子，他的學說被統治者們引到了另一個側面。儘管仍然是他的學說，但是由於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學說的本體結構發生了一點變化。

王安安：這些皇帝確實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學變成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為政權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學說才會被普遍認識、普遍接受？那麼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餘秋雨：從宏觀上講，中國那麼多的朝代，那麼多的皇帝，他們的民族不一，政見不一，血緣不一，共同地尊重一個人，這個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個文化人，這不管怎麼說也是一個人類文明奇蹟。我認為中華文化作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與他的名字有關。

不僅如此，從隋唐開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考試的內容有不，少變化，但越到後來越偏重於儒家學說。那些學生可能只是為了做官，並不是為了孔子，但是卻用極大的精力去背誦儒家經典，好像是孔子滋養了他們，實際上卻是無數年輕的生命滋養了孔子，滋養了《論語》，滋養了儒家學說。孔子的學說基本上是治國平天下的學說，這些人考上後拿了孔子的學說真的去做官，那麼無論在考試層面、文官選拔層面，還是官場實踐層面上，孔子變成了一個「大孔子」。這個孔子和原來的孔子是有距離的，他成了一個橫跨時空的驚人文化現象，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別人可比的。

我們為這個事情高興，但在心底裡，還是喜歡那個一路被人拒絕、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彈琴、一路頗為狼狽的孔子。

顧炎武先生說：「仲尼，一旅人也。」顧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遠的路，最後終於體會到：孔子再偉大，在本性上只是一個旅行者，一個走路的人。這個稱呼很親切。由此可以慶幸，那個真實的孔子並沒有失去，還有人懂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