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偉大，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之間的行程。沒有周遊過列國的孔子，就不是孔子。畢竟已經是一個老人，畢竟已經是一個大學者，畢竟已經是一個門徒眾多的資深教師，就這樣風風雨雨不斷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這個形象，在我們後輩看來，仍然氣韻無限。

孔子的這一行程，可說是「中國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們記一記。中國文化的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還靠一排排腳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別看重包含著很多腳印的文字，或者說，包含著很多文字的腳印。

好，現在看看由誰來說說孔子的出發？

費晟：我記得孔子當時離開魯國是被迫的。當時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手裡，孔子為了削弱他們的勢力，採取「墮三都」的措施。結果季孫氏和叔孫氏的城堡被毀以後，孟孫氏就以武力對抗，墮三都的行動就半途而廢了，孔子與三家之間的矛盾也就變得非常尖銳。當時的魯國國君也不爭氣，迷戀女樂，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魯國舉行郊祭的時候，祭祀後按照慣例要送給大夫們的祭肉也沒有送給孔子，說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離開魯國，開始在各個國家之間亂轉，還是挺淒涼的。

餘秋雨：對，他就是這樣出發了。但請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為歷史人物傷心。一切偉大的行程，往往是從無可奈何的淒涼開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衛國，這裡的狀況比較好，人口不少。還沒有到都城的時候，學生看到四周有那麼多人，就問孔子，人多了，我們接下來應該對他們做什麼呢？孔子的回答只有兩個字——「富之」，讓他們富裕起來。學生接著又問，他們富了以後，我們再為他們做什麼呢？又是兩個字一「教之」，就是開始進行教育。

不要小看這四個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會用最簡單的語言回答複雜的問題。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先讓人們富裕起來，再推行教育，就這麼簡單。

由於孔子已有的名聲，衛國的國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來。在宮裡會見的時候，國君就問孔子過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魯國薪酬很高，有六萬鬥米（粟），這可是很大的一個數字。衛國的國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說，我們也給六萬鬥。但是對於孔子政治上的建議，他基本上不聽，充耳不聞。這一點，或許也可以概括孔子後來十四年的共同經歷：他到的每一處地方，統治者對他都很有禮貌，都願意給他很高的物質待遇，但對於他的政治見解卻幾乎都不予採納，做官更是沒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實也不在乎什麼待遇。他想要的別人不給他，不想要的硬塞給他，這真是太悲情了。

餘秋雨：在衛國度過了比較無聊的幾個月後，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認識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認識沒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亂案件有關。於是孔子和他的學生也成了衛國的監視物件，一頭霧水的孔子只好離開了。這也是孔子以後要反覆遇到的慣例：開始的時候總是被熱烈歡迎，走的時候卻總是聲聲長嘆，嘆息了以後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個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這樣的一個怪圈當中。有人稱這是失敗之旅，但孔子內心認為，並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統治者的失敗。

離開衛國以後不久，孔子到了一個叫做匡的地方，在現在的河南省境內。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圍住，說他長得像一個叫陽虎的人。陽虎在這兒打過仗，曾經攻擊過匡人。結果孔子他們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以後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經常被困，有時是軍隊，有時是暴民，被圍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險。孔子和他的學生，永遠在追求，又永遠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場文化苦旅，他惶惑如喪家之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比如他當時在陳蔡之地被困的時候，雖然絕糧，卻依然帶著他的學生唱歌、彈琴，這樣一種君子之樂，應該也是成就他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劉璇：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記得錢穆先生曾經說過這個天命是什麼：對外我知道現實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張的；對內我也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我自己不管別人用不用，我都要繼續我的行為，用我自己的主張去實踐它，傳播它。孔子這十四年，對他個人而言，對後代知識分子而言，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樹立了一個知識分子處世修身的典型。

餘秋雨：劉璇在這個關口上說到天命的問題，非常合適。孔子走來走去，處處碰壁，其實正是在實踐他對天命的感悟。錢穆先生的說法有點繞，其實孔子所謂知天命，就是不斷地領會現實對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夠在現實中的發揮程度。這也可以說是對自己生命行為的「邊界觸控」。觸控的結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