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把文化當做歡慶的裝飾、宣傳的工具、政治的話筒，不斷地營造由晚會、評獎、精品、大牌所組成的假大空排場，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對於真正的文化人和藝術家而言，是能夠避開的。而且，即便算是一個陷阱，也已經眾目睽睽，而眾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當做一己的裝飾、圈內的擺弄、超世的枯奧，不斷地編織著由無效、無能、無聊、無稽所組成的偽精英表演，也是一個陷阱。但是，這個陷阱也已經被漸漸識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麼，特別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裡？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問——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無可置疑的名字構成的，但是為什麼在文化的旗號下越來越排不出像樣的名字來了？那些沒有官銜衛護的文化創造者，為什麼全都流失在文化的邊緣地帶？他們的光榮和尊嚴是被一種什麼樣的力量消解了？

中國現代政治風波雖然很多，但是不少藝術家本來並不是政治運動的目標，也沒有被政治人物點名，卻為什麼總是首先受害？是什麼力量把他們推進了政治誣陷的泥坑？

老舍為什麼自殺？沈從文為什麼擱筆？趙丹為什麼要留下一個「免鬥」的遺願？

眼下中國已經不可能在文化界發動大規模的整人運動，卻為什麼幾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創造者都難於放鬆，是什麼樣的潛在訊號給了他們這種心理防範？

為什麼一些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爭議的作品」，它們的作者又都成了「有爭議的人物」？

大家都說「人怕出名豬怕壯」，那麼，是什麼樣的隱藏群體拿著一把把殺豬刀，等待著一個個文化名人？

……

這樣的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種看起來並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這一切。

它是什麼？答案很簡單，但表述起來卻很長：它是一種以鄙視文化為前提，以嫉賢妒能為起點，以窺私抹黑為手段，以上綱上線為套路，以大眾傳播為舞臺，以打倒名人為目的，以一些充滿整人衝動的低層文人為主體，能夠快速引發世俗起鬨而又永遠找不到阻止辦法的民粹主義大揭發、大批判。

這句話雖然長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但只要是中國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貴的文化靈魂，被它纏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說，中國文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後一種人的力量大得多。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們所說的這種大揭發、大批判，與西方近代學術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討、反思為基礎，而是以虛假、情緒、造勢、攻擊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中國文化千好萬好，卻也有不少致命弱點，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條件。

例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實證意識。到處都喜歡謠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個文化不具備辨偽、闢謠的功能和程式，這就成了它長駐不走的溫床。

又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還缺少法制意識。從來未曾把人身權、名譽權太當一回事，也從來未曾把誹謗罪、誣陷罪太當一回事，這就成了它安居無憂的圍牆。

再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很多人看到傷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應該承擔什麼責任。甚至像英國哲學家羅素批評中國人的那樣，看到同行受到傷害還暗暗自喜。這就縱容了它在大庭廣眾之間、公共媒體之上如入無人之境。

如果說得更深遠一些，那麼，中國歷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謀術、小人哲學、暴民心理、反智傳統，加上現代史上無邊無際、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和實踐，合力挖出了這個巨大的陷阱。

從表面上看，很多文化創造者並沒有直接遭遇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因此沒有切膚之痛。而他們的作品為什麼永遠被民眾冷淡？他們的職業為什麼永遠被社會側目？正是因為這種大揭發、大批判反覆地蹂躪了民眾的審美感知，長久地汙辱了文化的基本尊嚴。那些人所發起的每一個整人事件，都是對整個文明機體的蠶食。

其實，很多沉默的中國民眾雖然深受荼毒，卻也看出了一個規律：某種人物越活躍，某些報刊越暢銷，文化的狀態就越糟糕。

中國最有骨氣的現代作家巴金終於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對「某種人物」發出了挑戰。巴金說，那批人數量不多，影響極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裡，一有風吹草動就突然跳出來，在報刊上一會兒揭發這個，一會兒批判那個。看到這家院子裡花草茂盛，就大聲咒罵，聽到那家陽臺上鳥聲動聽，就掄起了棍棒。他們總是製造各種帽子給別人戴，帽子上寫著他們隨意編造的各種罪名。他們這批人，使中國作家一直處於恐懼之中，無法寫出像樣的作品。

巴金的這個發言，很快被西方報刊報道。因此，他被加上了「為帝國主義反華勢力提供炮彈」的罪名，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裡曾多次探望他，看著他單薄而不屈的身軀，一次次從心裡讚歎。

我想，向專制強權發出不同聲音雖然也需要勇氣，但物件明確、話語簡潔，容易被人記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難做到，而要與一團邪惡的戾氣搏鬥，對方高調高聲，號稱言論自由，又時時轉移話題，自己被燻得渾身發黑，還無法向民眾說清是非，真是難上加難。但是，巴金沒有知難而退。

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六

那麼，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巴金的遺志，來戰勝這團邪惡的戾氣呢？對此，我這個樂觀主義者有點悲觀。照理，我們也應該呼籲政府以更完善的法制來保護文化創造者，並讓全社會明白，文化保護的功勞不下於文化創造。但是我又知道，這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很多傳媒為了自己的銷售量，已經成了這團邪惡戾氣的鼓動者，它們以自己的話語權，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創造者的對立面。因此，不管再過多少年，還是會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裡邊逃不出來，而且也總會有一代代正義的精神導師試圖驅除它卻無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傷害，也有一些別的路可走，周圍很多人也確實這樣走了。但是，那已經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們，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人。

這種情景，怎麼能讓我樂觀起來呢？

但是，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覺得這團邪惡的戾氣只會傷害卻不會葬送中華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覆梳理中華文化發展歷程後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一種大文化，是一個龐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它滲透在千家炊煙、萬家燈火之間。中華文化的悠久生命力，並不是靠官方的餵養和寵愛，也不是靠文壇的商榷和爭執，而是靠廣大華人的崇敬和守護，才維持下來的。它的靈魂，就是「止於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國思想家狄德羅說過，一種偉大文化的終極生命力，一定不會是富華精細的。它不會是修剪過度的皇家園林，而是粗糲嶙峋的海邊礁石；它不會是宮廷御池的節慶噴泉，而是半夜山間的狂風暴雨；它不會是沙龍名嘴的激烈爭辯，而是白髮夫妻的臨別擁抱；它不會是巴黎學府的字音考據，而是泥腿首領的艱難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況下，倒是一些並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眾，從大感覺、粗線條上維護住了中華文化的尊嚴。

我小時候，村裡不識字的農民見到路上一張有字的紙，哪怕是一角舊報紙，也一定不會踩踏。他們必定會彎腰撿起來，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廟門邊的一個焚香爐前，燒掉。焚香爐上刻著四個字：敬惜字紙。

鄰村漁民出海打魚，如遇大風季節，一定在出海前走很遠的路，到一個讀書人的家裡求得一大沓字紙，壓在船底。他們說，天下沒有比文字更重的東西了，就靠它壓住風浪。

農民彎腰撿起來的字，漁民遠行求得來的字，他們都不認識，但他們懂得尊重。連不認識也尊重，這就構成一股狄德羅所說的終極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麼時候，人們能對中華文化少一點捨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點泥途撿拾、浪中信賴？

當然，我在這裡說農民和漁民，只是要表達他們身上所包含的象徵意義。我所真正企盼的人，只能出現在中華文化大踏步向前邁進的時刻。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氣擋不住路，也追不上來。

七

到了那樣的時刻，中華文化將會變成什麼模樣？那是我們難以預想的了。就像先秦諸子無法預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學人難於勾畫今天景象。只希望，它能夠與全球文明親切相融，偶爾又閃現出一點幾千年積累的高貴。

這不是出於炫耀，只是因為所有的古文明只剩下這麼一支援續了，它應該承擔一點時間所交給的義務。時間交給的義務，既是一種聚集，又是一種淘洗。因此，最複雜，也最簡單。

最後只剩下了一個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動全人類的大愛和至善。這樣，中華文化也就成了人類詩意生存、和諧生存的積極參與者。在終極意義上，我不認為它還要有什麼別的特殊訴求。

點評一：

這是作者的文化自敘狀。他講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產生的過程，既是心路歷程的坦白，也是鏗鏘的自我辯護。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對文化遭際的怨憤，和著巨大的悲憫，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個真文人的心聲。（老愚）

點評二：

「苦旅」不易，「摩挲」、「尋覓」中貫穿著作者的憂患、悲憫、良知、道義、抱負、使命……「尋覓」作者大詞背後的「正心誠意」，然後「摩挲」作者的「格物致知」。作者尋覓個人心中的文化史，我則呈現一已的閱讀方式，作者激發了我的文化想象，我也寄望於激發讀者的閱讀想象。（馬策）

點評三：

中華文化的現狀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態？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經歷與感受揭示了文化在當代的起落進退。

作者下筆就理性地表明瞭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態度，那就是「有一些比較正面的體諒」，敏銳地指出「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文化再次迎來了被關注，迎來了自由，但「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作者層層設疑，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在發展中遇到了一個「大陷阱」，不僅讓「好好一段中國文化史，被它困住了」，而且「一批批真正的中國文化創造者被渦旋在裡邊逃不出來」。但作者對此又並未絕望，「有時我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那就是廣大民眾對文化的崇敬和守護。作者揮動如椽大筆對當代文化作了不同於他見的細緻反思，其情真，其理切，其據實。（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