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我應邀到海內外各地講述中華文化史，總是截止於清末，再順帶講述幾句近代。但是，幾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講一段中華文化的現狀和未來。記得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時，每一場聽眾的現場提問都主要集中在當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從災難的廢墟上開始尋覓中華文化的艱難歷程，最後似乎也應該加上這麼一篇。

一個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論述當代是很困難的，唯一可行的是從自己的個人感受出發。這就像帶著一批朋友暢遊了名山大川，最後走進小巷子，邀他們到家裡坐一會兒。

這似乎不太妥當，但沒有辦法。現今的街市間沒有名山大川，與其去參觀搭建起來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見聞。

那麼，「當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後的歷程當做標尺。

我對中國的當代文化，有一些比較正面的體諒。這一點，曾使很多海外華人學者有點吃驚，懷疑我是不是迫於某種政治壓力在講奉迎話。但他們細看我前前後後幾十年的言論，又沒有這方面的痕跡。我直言相告，他們是上了「政治文化一體論」的當。不管是褒是貶，都從政治立場出發來綁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靜理性，失去了事實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歲，已經有點懂事，生活在浙東一個離縣城還有六十里地的偏僻農村裡。長大後知道，當時發生過很多過激行為，但在浙東似乎比較溫和。體現在我們親屬裡，就是外公被評上了「地主」，遭了幾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來就已經敗落，家徒四壁，從來也不關門，抄不抄一個樣。剩下來的事情，大多屬於文化範圍了。

許多從城鎮裡來的知識青年，以「工作隊」的名義穿流在各個村莊之間，組織婦女會批評一個個「惡婆婆」，成立農會勸導一個個「懶漢」、「二流子」，全力掃除文盲，開辦小學，設立衛生站，為民眾注射各種疫苗……

我後來慢慢明白，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著匆忙填補。當然也與新政權要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文明水準和辦事能力有關，但在內容上卻不完全是政治行為。我母親作為地主的女兒應該是政治對立面吧，卻是最受尊敬的掃盲班教師。而我，則進了剛剛開辦的小學，開始了我漫長的學習歷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畢業生，也主動報名到安徽農村去做類似的事情了，偶爾回家鄉探視祖母，還在村莊裡組織農民劇團。

為此我曾在臺灣發表過演講，說如果只用政治對抗的目光來看待一切，一定會遺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實。例如，中國早先是一個農業國，像我家鄉一樣的廣大農村，第一所小學、第一個郵局、第一家醫院、第一條公路、第一張報紙、第一部電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這無論如何應該予以正面肯定。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出現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這中間，我最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時，周圍方圓幾十裡地，作為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家鄉，識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自豪的中華文化會在哪裡呢？這片遼闊的土地又與文化有什麼關係呢？因此，當年我母親有機會教書，我和很多同學有機會讀書，是不小的事情。歷史已經證明，近三十年我家鄉經濟的突飛猛進，第一批開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學和他們的學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教育文化受到極左政治的騷擾。我們最喜歡的幾位老師被劃為「右派」，抬不起頭來了。課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政治性課文。但是，即使這樣，政治與文化還是兩件事。不僅數學、物理、化學仍然教得非常認真，而且語文課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讀寫能力訓練很嚴。我那時已經到上海讀中學，在學校裡熟讀了《論語》和《離騷》，瀏覽了幾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名著，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英文學得也不錯。

政治終於強蠻地籠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實在太不聽政治的話了，因此要狠狠地對文化開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還是按照自己的邏輯在走的，否則不會讓政治發那麼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還是停留在上層政治人物的起落進退上，實在是把一場民族災禍縮小了，太對不起那個時候遭受苦難的廣大民眾。

對此，我作為一個親歷者，與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國思想家萊辛說過，那些政治人物因為地位太高，所以變得不太重要。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矛盾，其實非常深刻。在沒有政治民主的時代，地位並不具備代表性。他們在特殊的圈子裡升沉榮辱，有特殊的遊戲規則和因果邏輯，廣大民眾並不瞭解，也難以判斷，更無法拿自己去類比，完全不存在社會的典型意義，因此當然不太重要。

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眾的生態，尤其是決定一種文明能否延續的文化生態。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生態帶來以下兩方面的禍害——

第一方面，縱容了邪惡與野蠻。也就是說，縱容了文明的敵人。這與我小時候在鄉間看到的文明普及運動正好完全逆反。其實，邪惡與野蠻到處都有，永遠都有，卻在那個時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稱之為「造反派」、「紅衛兵」的激進分子，惡言惡語，到處批判，橫衝直撞，無所不為。我仔細觀察過，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於對官僚專制的不滿趁機爆發，而多數則是各單位的偏執人物和狂妄人物，以「響應號召」為名，衝撞社會上一切高於自己的文雅所在。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況就更加嚴重。他們經過極短時間的互相模仿，居然奪得了很大一部分權力，天天進行著反文明、反文化的示範。我父親和叔叔，以及後來的岳父，都在那個時候受到嚴重迫害。

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範，最終集中在一種觀念上，那就是：攻擊永遠有理，傷害永遠無愧，名人永遠有罪，罪名永遠無限。這種觀念立即普及於社會，使文化頃刻變得形影相弔、孤立無助。

第二方面，是全國停課廢學，「上山下鄉」。說農村就是學校，農民就是教師，實際上是全盤取消教學，全盤否定城市。這種情況，自從中國進人文明門檻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還是第一次發生。在歐洲，法國大革命期間也出現過很多暴力，卻沒有停止教學，因此法國文化沒有受到太大傷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中國的停課廢學，由於事涉千家萬戶，牽連文化傳承，實在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文化大事件，等於爆發了一場文化大地震。我們全家子女從我開始，留下了毫無指望的祖母、父親、母親，全部「上山下鄉」，無一倖免。

在農場勞動時，我們藏在箱底的那些書也被收繳了，可見這是一場徹底反文化的災難。曾經作為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課廢學、「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刺痛，當然更加強烈。記得當時上海編排了一臺話劇，強迫每個即將「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家長必須去看，甚至一遍遍反覆去看。這個戲一再告訴觀眾，教育是多麼有害，學校是多麼有害，邊疆是多麼美好，使學生和家長徹底解除了對於投入極其艱苦的邊疆農牧生活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直到「文革」結束，那批傷痕累累的中年人終於回城，一定要找那個劇作者算賬。那個劇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鄉」代表者的身份為他開脫。我真的去為他開脫了，並且至今認為，那個戲雖然禍及家家戶戶，但整個社會悲劇的責任不應該由那個劇作者來承擔。

不過，這個事件平息之後，我也曾對那位作者說，一個文化人寫錯點什麼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的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能馬虎。

三

轉機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極左勢力因內訌而受挫，政府中的開明派領導人執掌實權，著手恢復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認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結束了，為期五年。因為它的「邏輯拋物線」已經落地，以後的日子，只是一場有關糾正這五年還是維護這五年的鬥爭。連不太過問政治的作家張愛玲也在美國寫了一篇文章，贊同這個終結期。有的研究者認為應該根據「文革」發動者自己的說法，把中共九大定為終結期，那就更早了。這個問題，留待歷史學家們繼續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後即使還算是「文革」，氣氛也已經大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結束的幾天之後就趕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說除了理工科大學外，文科大學也要恢復。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領袖的著作和革命樣板戲，可以先用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

由於全面復課，這一類教材編寫組大量成立。幾年停課像是經歷了一次休克，反而調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覺，突然發現連「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單薄了。於是，著手標點《二十四史》，周恩來親點由歷史學家顧頡剛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周恩來親點由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持；再集中力量編撰規模浩大的《英漢大詞典》，重編《辭海》，開始籌備編寫《漢語大詞典》，翻譯國際上各種人文、歷史、科學著作，恢復各大學學報，一時如火如荼。極左派勢力難於阻擋，只能勉強跟隨，卻等待時機反擊。

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指揮文化教育的恢復、文化典籍的編纂，實在功勞不小。我始終認為，對文化的態度，決定著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終於在繁重體力勞動的泥坑中被點到名字，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學魯迅教材編寫組，地點在復旦大學。雖然我分到的任務很輕，幾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復旦大學看到的景象卻讓我激動不已。

各個教材編寫組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像我一樣剛剛從農村上來。大家臉色黝黑，衣衫破舊，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傷痕還沒有恢復，一聽到復課編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趕來，二話不說便埋首在書籍文稿間了。

終於，大家看到，幾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課堂、遠離城市、去了「廣闊天地」的年輕人，又被召回城來，拿起了我們剛剛編出來的教材。一種人類公認的文明程式重新開始了。

我記得當時的復旦大學圖書館，從早晨開門就得搶座位，到夜間閉館前還燈火通明。我一再抬頭仰望著一排排雪亮的視窗，心想，真是天佑中華。

後來，「文革」終於被否定，但編教材、編辭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寫作」。正好教材、辭典裡確實還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們的那些人。那是一種特殊的中國職業。

只不過，直到今天，世界各國漢學家的案頭，最常看到的還是那一大堆《英漢大詞典》、《漢語大詞典》、《辭海》、《中國歷史地圖集》、《二十四史》標點本。這些文化工程的學術質量，大多超過先於它們或後於它們的同類書籍。而被當年的教材改變了命運的學生，早已成了各個文化專業的中堅力量，現在都已臨近退休年齡。

其實，就在我們編教材的同時，還出現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國突然發現了一系列頂級的文化古蹟。

即使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也常常應付不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古蹟發現。而中國當時接連發現的是什麼呢？居然是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稍低一點等級的，就更多了。

這一系列足以改寫中國歷史、改寫人類考古史的偉大遺蹟的同時出現，考驗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潛力。從發掘、勘測、鑑識、研究到修復、儲存，需要調動一支支職能齊全的文化隊伍。我們看到的最終結果是，每一個環節都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經常問我：你們國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稱，「文化大革命」毀滅了一切歷史文物，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去參觀的最重要古蹟都是在那個時間發掘和保護的？

我是這樣回答的：請不要嘲笑災難時期的中國文化。災難的本意是要破壞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國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獲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間，通過一位老師的幫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潛藏。正是在那裡，我巧遇原先以蔣介石名字命名的一處隱蔽藏書樓，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系統研讀。

後來有人一直問我，在當時，還絲毫看不出社會對於一個文化學者的需要，為什麼能夠沉下心來刻苦研讀？我說，我雖然沒有看到需要，卻已經看到一種崇高。那麼多教師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辭典、史籍、學報的場面，那麼多專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的壯舉，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點綴，而應該是黑夜的蠟炬。如果世人暫時不需要這種蠟炬，那麼，我就讓它先在自己的心底點亮。

一旦投入就發現，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為要點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難，需要花費太長的時間。

幸好終於迎來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文化又被關注。很多文化人獲得了創造的權利，我也獲得了一種自由，可以辭職遠行，走遍中國，再走遍世界，對比中華文化與別種文化的異同。

然而，奇怪的是，雖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過去，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卻越來越滯後，越來越迷亂，越來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煩、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幾十年的體驗和觀察，來說一說中國文化在現代遇到的一個大陷阱。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