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找回夏商周,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時,滿腦子還是「黃帝紀年」,只想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關顧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後快速回到那個紀年。沒想到,山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一時回不去了。
山下,災難已經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佈要向世界開放,而且立即在經濟上動了起來。但我覺得,這最終應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因為如果不從精神價值上與世界對話,一切努力都可能成為鏡花水月。而且,到時候會是破碎的鏡、有毒的花、渾濁的水、昏暗的月。
懷著這種深深的憂慮,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費八年時間集中鑽研世界十幾個國家的人文典籍,與中國文化對照,寫成一本本書出版。後來又被自己所在學院的同事們選為院長,由於做得不錯,被上級部門看中,一時仕途暢達。這一切,使我的個人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中華文化的憂慮。
之後,這種憂慮越來越重。於是,出乎眾人意料,我突然辭去一切職務,也離開了原來的專業領域,形影孤單地向荒涼的原野走去。
「在這樣的官位上你還是全國最年輕的,當然也最有前途,為什麼辭得那麼堅決?」三位領導者一起找我談話,這是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怕說了真話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淺薄」地笑一笑,搖搖頭。
兩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說:「你已經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頂級學術權威,而且會一直保持下去,這多不容易,為什麼硬要離開?」
我還是笑一笑,搖搖頭。
幾個老同學更是竭力阻止:「這年頭多少文化人都在忙著出國深造,誰像你,打點行裝倒著走?」
我又是笑一笑,搖搖頭。
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確實違逆了當時身邊捲起的一股股大潮。
違逆著做官的大潮、學術的大潮、出國的大潮「倒著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一個人的肩膀摩擦著千萬人的肩膀,一個人的腳步妨礙了千萬人的腳步,總是讓人惱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眾人的大呼小叫中謙卑躲讓、低頭趕路,終於,發覺耳邊的聲音越來越少。
怯生生地抬頭一看,只見長河落日,大漠荒荒。
二
這次獨行,與半山藏書樓時的情景已經大不一樣。
當年只是天下困頓,躲在一角猜測猜測黃帝的傳說;而現在,一種有關中華文化命運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壓到了自己肩頭。
我看到中華文化突然出現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誰嗎?它的明天會怎麼樣?
這麼一個大問題,突然變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誰。有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讓它恢復了記憶。記憶一旦恢復,局面就全然改觀。
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通過向來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創立學派、發表宏論等,來做成事情的,而是通過實物考證和現場踏勘,平平靜靜讓一兩個關鍵記憶慢慢恢復。
他們恢復的關鍵記憶,與夏商周有關。
夏商周!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割捨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奇怪面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我要騰出一點篇幅,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順便,也彌補一下我擱置已久的夏商周。
三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人類很多古文明就是這樣中斷的,相比之下,中華文化的壽命已經夠長。
它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時間很緊,從一八九五年開始世紀末倒計時,每年都危機頻傳,而且越來越兇險。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沒有輓歌,但似乎隱隱聽到了喪鐘。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只隔著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骯髒的街道和衚衕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只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著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面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裡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來,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裡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再蒐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餘塊有字甲骨。他收購時出錢大方,又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加入尋找有字甲骨的隊伍當中。
我沒有讀到王懿榮從自己的藥包發現甲骨文的具體記載,而且當時藥店大多是把「龍骨」磨成粉末再賣的,上面說的情節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標明「據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個深秋,有字甲骨由他發現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聽說過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熟悉古籍,又見到了實物,快速作出判斷,眼前的這些有字甲骨,與《史記》中「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
那就太令人興奮了。從黃帝開始的傳說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遙想過,卻一直缺少實證;而眼前出現的,分明是那個時候占卜用的卜辭,而且是實實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詢問天意,大事小事都問。最大的事,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兇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面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我們的祖先為了維持生存、繁衍後代,不知遇到過多少災禍和挑戰,現在,終於可以聽到他們向蒼天的一句句問卜聲了。
問得單純,問得具體,問得誠懇。問上帝,問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風霜雨雪,問天也就是問地。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噹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面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兇吉!
王懿榮似乎有點聽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來。
四
門外,要王懿榮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半年之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八個國家的國名以及它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不想在這裡複述了。我只想說一個結果,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榮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
王懿榮,這位大學者這時又擔負著北京城的防衛職務。他頭上多了一個官銜——「京師團練大臣」,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絡,但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
在中國曆代關及民族安危的戰爭中,開始總有不少武將在戰鬥,但到最後還在抵抗的經常是文官,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與中華文化的氣節傳承有關。王懿榮又是這樣,他覺得首都淪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職,儘管責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越不應該離開職守,但又不能以中國首都防衛官員的身份束手就擒,成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證明他們勝利的道具。
於是,唯一的選擇是,在已經淪陷的北京城內,在朝廷離開之後,在外國侵略者還沒有來到眼前的這一刻,自殺殉國。
他自殺的過程非常慘烈。
先是吞金。金塊無毒,只是憑著特殊的重量破壞腸胃系統,過程緩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掙扎許久仍然沒有死。
於是喝毒藥。在已經被破壞的腸胃系統中灌進劇毒,感覺必定是撕肝裂膽,但他居然還是沒有死。
最後,他採取了第三項更徹底的措施,爬到了井邊,投井而死。
從吞金、飲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員的自殺方式、市民的自殺方式和農人的自殺方式輪了一個遍,等於以三度誓詞、三條道路走向了滅絕,真正是義無反顧。
他投井之後,他的妻子和兒媳也隨之投井。
這是一口灰褐色的磚井。此刻這裡非常平靜,沒有驚叫,沒有告別,沒有哭泣。一個文明古國首都淪陷的最高祭奠儀式,完成在這個平靜的井臺邊。
事後,世事紛亂,誰也不記得這一口磚井和這三條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漸漸荒頹。
只在很久以後,王懿榮家鄉山東煙臺福山來了幾個鄉親,帶走了幾塊井磚,作為紀念。
寒一直認為,王懿榮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國難當頭的關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卻成了中國文化中鏗鏘的金石;他發現的是「龍骨」,自己卻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龍骨」。
我相信,他在決定自殺前一定在書房裡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離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問卜聲他最先聽到,卻還沒有完全聽懂。這下,他要在世紀交替間,為祖先留下的大地問一次卜。
問卜者是他自己,問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兇耶,吉耶?他投擲了,他入地了,他燒裂了,裂紋裡有先兆可供破讀了。當時,八國聯軍的幾個軍官和士兵聽說又有一位中國官員在他們到達前自殺。他們不知道,這位中國官員的學問,一點兒也不亞於法蘭西學院的資深院士和劍橋、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後留下的卻是全人類最早的問卜難題。
一九〇〇年的北京,看似敗落了,但只要有這一口磚井、這一堆甲骨,也就沒有從根本上隕滅。
一問幾千年,一卜幾萬里,其間榮辱禍福,豈能簡單論定?
五
王懿榮為官清廉,死後家境拮据,債臺高築。他的兒子王翰甫為了償還債務,只能出售父親前幾個月蒐集起來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裡無用,應該售給真正有志於甲骨文研究的中國學者,首選就是王懿榮的好友劉鶚。
劉鶚?難道就是那個小說《老殘遊記》的作者?不錯,正是他。
劉鶚懷著對老友殉難的巨大悲痛,購買了王懿榮留下的甲骨,接過了研究的重擔。同時他又蒐集了好幾千片甲骨,在《老殘遊記》發表的同一年,一九〇三年,出版了《鐵雲藏龜》一書,使甲骨文第一次從私家秘藏變成了向民眾公開的文物資料。
劉鶚本人也是一位資深的金石學家,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正確地劃定了朝代,學術意義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地之後對商的別稱,一般稱做商殷,或殷商。商因遷殷而達到極盛,是中國早期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個偉大的事業在開創之初總是殺氣逼人,劉鶚也很快走向了毀滅。就在《鐵雲藏龜》出版後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羅織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倉粟」,硬把好事說成壞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購地」,硬把無事說是有事。一九〇九年劉鶚在新疆因腦溢血而死。
你看,發現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號功臣都已經快速離世。離世的原因似乎都與甲骨文無關。這裡是否隱藏著一種詛咒和噩運?不知道。
但是,這並沒有阻嚇中國學者。一種純粹而又重大的學術活動必然具有步步推進的邏輯吸引力,誘使學者們產生驚人的勇氣,前仆後繼地鑽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