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衝出門去。我們那條陡峭的小路的那頭呈現出一片奇特的景象。一輛又大又亮的黑色帕卡德牌汽車與人行道（一條格子花呢的旅行毛毯揉作一團丟在那兒）形成斜角，衝上了奧波西特小姐傾斜的草地，呆在那兒，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車門像翅膀似的張開，前輪深深陷入常青的灌木叢中。在這輛汽車的右邊，傾斜的草地整潔的草皮上，有個衣著講究——雙排紐扣的灰色套裝，圓點花紋的領結——留著白色八字須的老先生仰臥在那兒，他的兩條長腿並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個毫無生氣的蠟像。我必須把當時一瞬間對視覺造成的影響用一連串的詞句表達出來；它們在一頁紙上有形的堆砌損害了當時一瞬間的實際感受，損害了那種印象的鮮明的統一：一堆毛毯、汽車、玩偶似的老人以及手裡拿著一個半空的平底玻璃酒杯、地跑回裝了紗窗的門廊上去的奧小姐的護士——可以想像，那個撐起身來、足不出戶的衰老的女人正在門廊上尖聲喊叫，但聲音不夠響亮，無法蓋過廢品舊貨商家那頭獵狗的有節奏的叫聲。那頭獵狗從一群人跑到另一群人面前——從一群已經聚集在人行道上、靠近那一小塊格子花毛毯的鄰居面前又回到它最終追捕到的那輛汽車面前，隨後又回到草地上的另一群人面前。這群人裡有萊斯利、兩名警察跟一個戴著玳瑁眼鏡、身體健壯的男人。在這方面，我應當解釋一下，巡警之所以在事故發生後幾乎還不出一分鐘就迅速到場是因為他們正在這片斜坡下面兩個街區以外的一條狹窄的橫路上向違章停放的汽車開發違章通知；戴眼鏡的那個人名叫小弗雷德里克·比爾，就是駕駛那輛帕卡德牌汽車的人；而躺在那片綠油油的草地斜坡上、剛被護士用水潑過的那個老人，則是他的七十九歲的父親——一個所謂為銀行提供資金的銀行家——他並沒有昏死過去，只是剛發了或者可能要發輕度的心臟病，這會兒正舒舒坦坦、有條不紊地在恢復。最後，人行道上的那條旅行毛毯（她過去常常不以為然地指給我看人行道上那些彎彎曲曲的綠色裂紋）正掩蓋著夏洛特·亨伯特血肉模糊的遺體。她在匆匆過街到奧波西特小姐的草地角上的那個郵筒去投三封信的時候，給比爾的汽車撞倒了，還給帶出去了好幾英尺。有個面目清秀、穿著一件骯髒的淺紅色上衣的孩子把那幾封信拾起來，遞給了我。我在褲子口袋裡把它們撕成碎片。
三個大夫和法洛夫婦不一會兒也趕到現場，把這件事接過手去。這位鰥夫是一個特別善於自我剋制的人，既沒有哭泣，也沒有叫罵。他走路有點兒蹣跚，這就是他的表現；但他張開嘴巴只是為了對一切與驗明、檢查和處置一個亡故女人有關所絕對必需的手續作出指示或提供資訊；這個女人的頭頂心已經混雜成一堆模糊的骨頭、腦漿、紅褐色的頭髮和血肉。等他被兩個朋友，溫和的約翰和眼淚汪汪的瓊，安頓在多莉房間裡的床上時，太陽仍然紅得耀眼。約翰和瓊為了守在附近，就退到亨伯特夫婦的臥室去過夜。據我所知，他們可能並沒有像這種嚴肅的場合所要求的那樣純潔無瑕地度過那一晚。
在這部十分特殊的回憶錄中，我不必詳細敘述葬禮以前不得不處理的那些繁文縟節，或是葬禮本身；那場葬禮實際跟婚禮一樣平淡。不過在夏洛特這麼輕易地死去以後的那四五天裡，有幾樁小事卻值得一提。
我喪妻後的第一晚喝得爛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張床上的孩子一樣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檢視口袋裡那三封信的碎片。它們已經完全混雜在一起，根本無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來，因為我無法買……」我猜想這是寫給洛的一封信上的話。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帶著洛逃到帕金頓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這個貪婪的傢伙奪去她心愛的小寶貝。另外一些碎片紙條（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手指這麼強勁有力）顯然是一份申請書，不是寫往聖阿，而是寫往另一所寄宿學校的。據說，那所學校的教學方法非常嚴厲、陳舊和貧乏（儘管也提供在榆樹下的槌球遊戲），因而博得了「少女教養院」的綽號。最後，第三封信顯然是寫給我的。我辨認出了諸如「……經過一年的分居以後，我們可以……」「哦，我最最親愛的人兒，哦，我……」「甚至比你另外養個女人還要惡劣……」「……或者也許，我會死去……」等這麼幾條。可是，總的說來，我搜集到的這些零星的材料並沒有多少意義；我手掌心裡這三封倉促寫成的書信形狀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們的各條內容在可憐的夏洛特的頭腦裡一樣混亂。
那天，約翰得去會見一個主顧，瓊得回去餵狗，於是我暫時失去了朋友的陪伴。那些可愛的人生怕讓我一個人待著可能會尋短見，而因為找不到別的什麼朋友（奧波西特小姐無法出門，麥庫夫婦正在幾英里外忙著修建一幢新房子，而查特菲爾德夫婦新近又因自己家裡的一場糾紛給叫到緬因州去了），就委託萊斯利和路易絲來跟我作伴，藉口幫我整理收拾許多失去了主人的什物。我突然靈機一動，把我從夏洛特的遺物中找出來的一張夏洛特的小照片拿給寬厚、輕信的法洛夫婦看（我們正等著萊斯利受僱前來赴他和路易絲的約會）。她坐在一塊圓石頭上，在被風吹起的秀髮間微笑。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個值得記憶的春天照的。當時我因為公務到美國來，曾有機會在皮斯基住了好幾個月。我們相識了——產生了一場瘋狂的戀情。唉，當時我已經結婚，而她也和黑茲訂了婚；可是等我回到歐洲以後，我們通過一個如今已經去世的朋友互相通訊。瓊望著那張照片小聲說她也聽到過一些傳聞，隨後一邊望著，一邊把它遞給約翰。約翰拿下嘴裡的菸斗，望著可愛而放蕩的夏洛特·貝克爾，接著把照片遞還給我。隨後，他們離開了幾個小時。快樂的路易絲正在地下室裡格格笑著，責罵她的情人。
法洛夫婦剛走，一個下巴頦兒發青的牧師就來了——我既不想傷害他的情感，也不想引起他的懷疑，所以設法使這次會面短暫而又與上述兩個願望相符。對，我會把一生都致力於謀求那個孩子的幸福。順便說一句，這是一個我和夏洛特·貝克爾都還年輕的時候她給我的小十字架。我有一個表姐，在紐約是個體面的老處女。我們要在那兒為多莉找一所好的私立學校。噢，多麼狡猾的亨伯特！
為了做給萊斯利和路易絲看（他們可能而且也的確向約翰和瓊作了報告），我用異常響亮的聲音，十分逼真地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假裝跟雪莉·霍姆斯談了一次。等約翰和瓊回來的時候，我有意雜亂無章、嘰嘰咕咕地告訴他們洛跟著中級組去作一次為期五天的遠足，一時無法找到，完全把他們給糊弄了。
「主啊，」瓊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約翰說這非常簡單——他去請克賴馬克斯的警察部門幫著尋找遠足的人——這要不了他們一個小時。其實，他對那一帶鄉野也很熟悉，而且——
「嗨，」他接著說，「我幹嗎不現在就開車上那兒去呢？你可以跟瓊一塊兒睡」（實際上他並沒有加這麼一句，不過瓊異常熱情地支援他的提議，因此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我完全垮了。我請求約翰讓事情順其自然。我說讓那個孩子待在我的身旁，哭哭啼啼，老纏著我，我可受不了。她那麼容易緊張，這種經歷可能會對她的未來產生影響，精神病大夫分析過這類病例。突然都沒人說話了。
「好吧，你是大夫，」約翰有點不客氣地說，「不過我畢竟是夏洛特的朋友和顧問。我們想要知道你好歹打算把那孩子怎麼辦。」
「約翰，」瓊喊道，「她是他的孩子，不是哈羅德·黑茲的孩子。你難道不明白嗎？亨伯特是多莉真正的父親。」
「我明白了，」約翰說，「真對不起。是呀，我明白了。我先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樣當然使問題變得簡單了。不管你有什麼看法都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