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鄒陽，獄中上樑王書）又如（引自李善文選注）：

昔者司馬喜臏鼻引腳於宋。卒相中山。（鄒陽：獄中上樑王書）

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諸葛亮：出師表）"鼻引"即"鼻引切"，是注"臏"字的音；"足俱"即"足俱切"，是注"諏"字的音。如果我們以為"鼻引"是釋"臏"字的意義，"足俱"是釋"諏"字的意義，那就錯了。

關於注音，有一個術語值得提出來說一說，那就是"如字"。古書上某字注以"如字"，通常是告訴讀者，在這特定的上下文裡，這個字要按照它本來的讀音讀。例如《禮記·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經典釋文》說：

惡惡，上鳥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這是說第一個"惡"字讀"烏路反"，是去聲，第二個"惡"字要讀它本來的音，即惡劣的"惡"，舊讀入聲；第一個"好"字讀"呼報反"，是去聲，第二個"好"字要讀它本來的音，即美好的"好"，是上聲。

有時候一個字的下面注"如字"，又注別的反切（或直音），表明這個字在這特定的上下文裡傳統有不同的讀法。例如《論語·公冶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經典釋文》說：

三思，息暫反，又如字。這是說這裡"三"字有去聲的讀法（變讀），又有平聲的讀法（如字）。讀法不同，往往講法不同。例如《論語·微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典釋文》說：

不分，包雲如字，鄭扶問反，分猶理。這是說這裡"分"字有平聲的讀法（如字），又有去聲的讀法（變讀）。包鄭兩家的讀音，反映了對"分"字的不同的理解。

古書上常常有一字異讀的情況。不同的讀音往往表示了詞義或詞性的不同。例如音樂的"樂"和快樂的"樂"，解說的"說"、遊說的"說"和喜說的"說"（悅），等等。異讀有時只表現為聲調上的差異。例如施行的"施"讀平聲，施與的"施"讀去聲；聽聞的"聽"讀平聲，聽從的"聽"讀去聲。但是這只是詞義上的轉變。有時候聲調不同，不僅是詞義上而且是詞性上的轉變，這種情況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詞，讀平聲，王天下的"王"是動詞，讀去聲；操持的"操"是動詞，讀平聲，節操的"操"是名詞，讀去聲；愛好的"好"是動詞，讀去聲，美好的"好"是形容詞，讀上聲；厭惡的"惡"是動詞，讀去聲，惡劣的"惡"是形容詞，讀入聲。

利用四聲來區別詞義和詞性，這是漢語的特點之一。漢魏學者看到了這個特點，並體現於古書注音。有的文字學家認為這是六朝經師註解古書時的強生分別。但是積習相沿，在後來的"聲律之文"裡就很重視這種分別。有些字的異讀還保留在現代漢語裡，如"好"(hǎo)"好"(hào)"惡"(è)"惡"(wù)之類；有些字的異讀在現代漢語普通話裡已經混同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裡，例如上升的"上"讀上聲，在上的"上"讀去聲，現在廣州話仍有區別。

唐代以後，宋代學者也做了不少註解古書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義》《詩集傳》《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中庸章句》《楚辭集註》等。朱熹能擺脫漢代學者的影響，直接從正義入手，他做的註解，有時比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

清代學者幾乎對每一種重要的經典都做了新的註解，他們鑽研漢唐人的註解，根據具體材料判斷前人的是非，解決了古書中許多疑難問題。他們對古書字句的解釋要求非常嚴格，做出了許多成績。例如陳奐的《詩毛氏傳疏》，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劉寶楠的《論語正義》，焦循的《孟子正義》，王先謙的《莊子集解》，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等等，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自然，清人有些註解，極力要求無一字無來歷，不免過於瑣細。例如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注《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幾乎每一個字都作了詳細的考證，這一句並不難懂的話，就注了將近一千個字；其中一個"曰"字就注了一百多個字，繁徵博引，極為詳盡，但是實用價值不大。

除了為古書做註解和考證工作之外，清代學者還作了許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為《十三經注疏》所作的《校勘記》，就是一例。《校勘記》除校正十三經正文的錯誤之外，更多的是校正註疏中的錯誤。（《校勘記》附在《十三經注疏》每卷之後，我們閱讀十三經時，應該參閱。）校勘學上有些專門術語，我們應當有所瞭解。試舉校勘學上常用的兩個術語為例：

1.衍文"衍文"簡稱"衍"，也叫"衍字"。這個術語用來指明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現象。例如《詩經·邶風·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泛泛然俱流水中。"阮元《校勘記》："'與'下衍'眾'字，小字本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