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們在諸侯國或身居要職，或與諸侯們分庭抗禮，但多數人仍然甘願當宋朝的臣民，他們也給宋朝朝廷帶來了可觀的稅收。紹聖五年，朝廷在市舶務關稅、海外商品禁榷專賣兩項收入上，便超過了一千萬貫緡錢。而這，還是在宋輦交惡，東西商路幾近斷絕的情況下取得的。
東南諸路更趨繁榮，不僅兩浙、福建諸路遠勝舊觀，湖廣四路的戶口、墾田數、糧食產量、稅收，更是逐年增長。而益州路歷五六年之休養，亦已漸漸恢復元氣。在劃定蜀幣區、禁軍大舉北撤後，益州物價漸漸平穩，此後五年間，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著紙幣，至紹聖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來反比以往作為鐵錢區時更加樂觀。雖然朝廷仍未開放蜀幣與交鈔之兌換，人們出入益州，攜帶錢鈔無用，只能帶貨物或者黃白之物，但這與以往實施鐵錢區時一樣，貨幣的不能通用，反倒促進了益州與外界的貿易。而蜀幣作為鐵錢所沒有的優點是，發行蜀幣成本遠遠低於鐵錢，而鐵錢易於盜鑄，攜帶不便，蜀幣則反而盜印不易，攜帶方便。五年時間，不僅益州軍民早已接受蜀幣，在那些商人那裡，一貫蜀幣甚至能換到一貫二十文的交鈔。也就是說，在實際上，蜀幣比交鈔更值錢。
的確，益州的自我恢復能力是驚人的。只須朝廷安分下來，百姓就會扛起鋤頭，自己養活自己。陳元鳳在益州，只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剿撫並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盜賊，並因此升任轉運副使。
叛亂的西南夷在幾次主動出擊騷擾皆被王厚、慕容謙擊敗後，很快便不敢再挑釁宋朝。眼見著一兩年間宋朝都未來征討，這些叛亂的部落順理成章的又重新開始了互相之間的仇殺，在陳元鳳、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的暗中挑撥、收買、分化之下，三四年間，這些部族要麼重新歸附宋朝，要麼早已將項上人頭，懸在了戎州的城門之上。
紹聖五年，陳元鳳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狀，請求朝廷允許他發益州之兵，清算當年西南夷叛亂時的領頭部落，乃至要懲戒後來曾經接納過某幾個部族投附的大理國。
在司馬光做主的政事堂，這份奏狀當然不可能被採納。為了怕陳元鳳惹是生非，司馬光乾脆將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歷練」為名，升任河北路學政使。
紹聖五年的司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馬光。無論他做什麼事，兩府都沒有人會反對。
在這一年，朝廷如約贖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鹽債，沒有一文錢的拖欠。舊黨中與司馬光漸漸疏遠的那群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將此視為自己持續五年抗爭的勝利，宣稱朝廷只是勉強做了件理所應當的事，但大多數人，要麼沉默不語，閉上了嘴巴，要麼公開轉變態度，讚揚司馬光。
彷彿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唐康在心裡面憤憤不平的想道。彷彿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
其實誰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東南之鹽債、封建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舊黨們記不起遠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將石越的功績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看來，這一切的關鍵，全在於當初司馬光堅定的支援了石越。
世間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誕可笑。
所以，這一年，司馬光的威望達到了頂點。
但紹聖五年的司馬光，亦是暮氣沉沉的司馬光。
這位七十多歲的司馬相公，已經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務，幾乎全部是由石越與範純仁主持。而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則是拒絕了陳元鳳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狀，駁回了文煥、薛奕請求西征注輦國的奏狀，預設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復年號，委曲求全的繼續執行與契丹這份早應終止的條約！
他支援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發行五百萬緡新債券，用來籌措資金，修復陝西的灌溉水道。紹聖五年，朝廷國庫倒並不缺錢，只不過石越與兩府皆認為國庫裡應當多留一點積蓄，以備不時之需，而直到那時候，在究竟應當繼續回收交鈔，還是可以適當再發行一些交鈔之間，兩府依然拿不定主意。這一點上，每個人都是驚弓之鳥，不管食貨社提出多少理論，太府寺怎麼進諫，甚至連石越都固執的認為，在國庫儲備的金銀銅與發行的交鈔最少達到一比三之前，絕對不宜再發行交鈔。司馬光顯然也持這種心理，於是。發行適度的債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兩府的支援。
總而言之，司馬光依然抱著他熙寧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變。只要沒有人來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興起一絲半點的邊事，無論那對宋朝有利還是無益;只要財政不出問題，他便希望將當前的政策繼續維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險政策出現
但是，司馬光甘心如此，可並不代表這個國家甘心如此！
這不是一個安靜的時代。
亦不是一個屬於七十多歲的老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