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懶的皇帝，一定是明神宗朱翊鈞。他的年號更有利於我們記憶，叫做萬曆。如果現在的刑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我想判他「瀆職罪」一定沒有問題。我上大學的時候經常駐足在埋葬他的定陵，想起這個無可比擬的懶東西，心中一片苦澀。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後宮跟女人廝混，決不上朝。到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全國各地的政府首長缺了將近一半，政事陷入癱瘓；萬曆四十三年有一位御史上表，長嘆：皇上不見朝臣，已經二十五年了。

萬曆對這一切無動於衷，不管朝臣力勸、苦諫、哭泣，甚至大聲叫罵，他全都不問不聞，只在後宮抽鴉片。

現代政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限制最高政府首腦的行為。面對萬曆皇帝，我們只有長嘆當時缺乏民主，沒有國會可以彈劾皇帝，結果讓朱翊鈞一邊浪費著納稅人的糧食和金錢，一邊荒淫無度，禿子打傘，無法無天。

輩分最低的皇帝，當屬後晉的兒皇帝石敬塘。現代中國人一提起這個名字，就會關聯地想到法國的貝當，世紀初的袁世凱。其實袁大頭的賣國和不要臉，遠不如當年的後唐節度使、後來的契丹兒皇帝。石敬塘狐假虎威，拜耶律德光為父，組建了軍政府，對外溫順的如綿羊，對內殘暴得如獅子，實在是千年以來中國人最大的恥辱。宋朝名臣文彥博原姓敬，為了避免與這可恥的敗類重字，寧願改姓文。到今天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一個好的政府應當愛護他的子民，對外則堅強不屈。這讓我們在想起石敬塘時更加痛心。

最無知的皇帝，莫過於晉惠帝司馬衷。有一年天下大旱，百姓報災，司馬衷睜著無辜的眼睛，驚詫地問：百姓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湯(何不食肉糜)？這簡直是在放屁。這說明他的治國理論完全建立在虛無的基礎上，他不懂得肉湯和飯是成正比的關係，如果歷史可以重來一次，我真想給他講一堂經濟學的常識。晉惠帝沒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否則他一定會開辦無數個民間俱樂部，就叫做肉湯人民公社。司馬衷除了留下這個千古笑柄外，他同時還把整個國家領入了災難，八王之亂就是從他的時代開始的，至今還留給我們一個詞叫作亂七八糟。他的老婆賈后和後世大多數抓權的女人一樣，殘暴狠毒，將整個國家推入了不可收拾的混亂。晉惠帝留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不關心大多數人生活的政府，一個以一人之心推量天下之心的政府，必然在他的無知和愚蠢中斷成碎片。

這些皇帝全都死去了，灰塵飄遠，無可追尋，而生產他們的體制，仍然沒被根除，仍然還在它罪惡的子宮裡孕育著朱厚照、楊廣、朱翊鈞、石敬塘和司馬衷。

一個獨裁的政體，一個專制的政體，一種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出現腐敗和荒唐，甚至愚蠢和無恥。讓我們警惕。

三

中國的皇帝都是極有影響力的人物。一個人的情緒可以左右所有人的喜怒哀樂，他娶妻生子，天下人必須陪著笑臉；他死了老子娘，所有人就必須披麻帶孝、面帶戚容。皇帝的愛好會成為一個時代(甚至一個朝代)的流行色，皇帝推崇的也必然成為這個時代的強勢力量。梁武帝信佛，造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漢武帝好馬，連餵馬的也當大官；朱元璋的做法相反，他在伽藍神像的背後寫了「發配三千里」；後來更有人燒掉寺廟和佛卷，還把和尚尼姑統統抓去，強迫他們吃肉。

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觀點來看，一個政府的領袖，應該限制自己的影響力，而不是無限度地擴張。獨樂不如與民同樂是對的，自己的悲傷強加於人就有點討罵了。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不管歷屆帝王是英明還是殘暴昏庸，他的影響力都超過了他的地位，只是他不自覺。

有一些帝王最大的不幸，就是身為皇帝。他們中有的是天才的詩人，有的是卓有成就的藝術家，有的是書法家，有的可以成為大學者或是高僧，還有一些，如果不當皇帝，相信可以成為成功的商人。但他們所有的光輝，都被身上的龍袍擋住了，到今天我們只能從歷史的壁縫中看見一點影子。

最有文采的皇帝，一定是南唐後主李煜。王國維說他的詞「有赤子之心」，後人還有評價為「鬼斧神工」的，可見他填詞的境界和造詣。李煜如果不當皇帝，放歌于山林間，相信一定是陶令一流的謫仙。這個人溫和善良，氣度不凡，相貌也長得讓人願意接近，但當皇帝實在是太不稱職了。他平生沒有任何抱負，大國不敢相抗，小國來欺他也忍著。南都留守林仁肇曾提議北伐，成功了是皇帝的，失敗了他一肩承擔，李煜也只是笑笑。他居住的城市有僧人萬名，他就在這梵音和香菸中靜靜地坐著，想著他的詩愁，直到兵臨城下，他才站起來，裸露著上身在城外匍匐長跪。

李煜的成功是因為他的文采。我們今天看著他的作品，會感到有無邊的愁緒籠罩著他，也籠罩著千年以後的我們，而李煜，也為此付出了生命。他在飲下宋太祖賜的牽機毒藥時，心裡一定會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悲哀，一是為帝王的悲哀，一是為詩人的悲哀。就像《思維科學》一書所說的：政治是藝術的天敵，我們的目光越過千年，看著李煜憂鬱的臉，也會覺得多才多藝的人實在是不適合作政府首腦，因為他們太感性，太重視自己的心靈。

最有藝術家氣質的皇帝，當屬宋徽宗趙佶。他的詩詞書畫都冠絕當代，還是個象棋國手，相信足球也踢得不錯。他的畫意境高遠，從不以濃重豔麗的色彩悅人，自有一種恬淡幽遠的高妙。我看他的瘦金體書法，自然就會想到月夜，想到秋天的楓樹，想到靜靜的河流和青衣瘦削的詩人，可謂是無言的詩。這樣的人最好是在國子監裡養起來，而不應該讓他君臨天下，掌管億萬人的幸福和安全。我們從《水滸傳》中知道的蔡京、童貫、梁師成和高俅等一干奸臣，就生活在他的身邊，陪著他荒淫無恥，陪著他搜刮花石綱，逼得好漢們紛紛投靠梁山。作為政治家的趙佶，在私生活上也十分的不檢點。我們都知道他經常從地道跑出去嫖妓，還在李師師家裡遇見了大反派宋江和大詞人周邦彥。趙佶風流而荒唐，比克林頓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們感覺美國國會實在是小題大做。

趙佶後來的命運很悲慘，被金人抓去，關在五國城的一口深井裡，只能看見巴掌大的一片藍天。後來怎麼死的沒有人能說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內心和劉少奇一樣悲哀。我們在千年以後檢討這段歷史，覺得當時的人實在太縱容他了。為他的新詩詞鼓掌，為他的新字畫鼓掌，為他踢了一個好球鼓掌，為他下了一局好棋鼓掌，更甚至，為他在李師師身上爬起而新填的豔詞鼓掌，直到他墮入井底。人們全然沒有想起，對一個政府首腦真正的要求是什麼，只知道鼓掌，

這種愚昧的掌聲一直傳到我們千年後的耳邊。

談到最痴情的皇帝有一點分岐，朋友說我應該寫唐玄宗，但我覺得痴情莫過於清仁宗順治。民間傳說他因為董小宛的死而萬念俱灰，到五臺山上剃度作了和尚，我沒有找到確實的證據。但他的痴情是無可置疑的，他把董小宛生前說過的話都記錄下來，編成《端敬皇后語錄》，讓天下人敬誦，這是領袖語錄最早的版本。順治當時一定做過權衡：是天下重，還是愛情重？他認為是愛情。所以就拋棄了政府，拋棄了百姓，拋棄了年僅六歲的康熙，不顧天下大亂和千萬人的生死，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這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中沒有問題，因為自會有人按程式行使權利，但在一個世襲制的政府裡，我們就必須譴責他的不道德、不負責任。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也不是一黨的天下，政府和它的首腦沒有權利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清朝成立國會，我認為首先就應把順治從佛國引渡回來，在莊嚴的民主法庭上接受審判。

創作力最旺盛的皇帝，我除乾隆不作第二人想。據統計，愛新覺羅?弘曆一生作詩十萬餘首，按他的壽命折算，平均每天都作詩一首以上。史書記載他曾在一天之內作詩三十四首，但很可惜到今天我們一首也不記得。乾隆朝御製詩風行天下，還曾專門刊刻發行，讀書人人手一冊，很像二十多年前的紅寶書。我相信會有人在奏章中引用乾隆的詩來捧臭腳，但沒有來得及查閱資料。不過在邸報(相當於今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確實為數不少，我真為當時讀書人的眼睛感到恥辱。乾隆還喜歡鑑賞書畫，書畫們就從那時一直哭到今天。他總是把「乾隆皇帝之寶」的大印蓋在正中央，血一般紅，讓我這種附庸風雅的人覺得他的大印實在是好看，比書畫本身更好看。這真讓中國人臉紅。

文化和藝術從長遠來看絕對是清醒的、反功利主義的，不管作品的主人有多高的權威，它只根據作品本身的價值決定取捨。所以我們到今天依然記得李白、杜甫和陶淵明，記得蘇東坡，記得與乾隆同時代的紀曉嵐，而乾隆和其他作臭詩的皇帝，我們只會把他丟進垃圾箱。

多才多藝的皇帝，作詩的皇帝，多情的皇帝，喜歡藝術的皇帝，從統計資料來看，實在不能算是百姓之福，不能算是救星，他只會把國家領向貧窮，領向衰弱，領向滅亡。我們不反對政府領袖有一些個人愛好，但一定要反對他對這種愛好的自豪和縱容。因為我們給他權力，不是讓他作詩，我們要求他的，一定是善和正直的良心，當然，還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