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戲劇timonofathens，他覺得劇中主角狄蒙斥罵雅典人崇拜金錢、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別提到莎士比亞這部比較次要的劇作，當是其中含有強烈的政治內容，以及當時雅典人「一切向錢看」的心態淹沒了高尚的情操，這種危險的精神狀態值得注意。

他關於魯迅所說「中國的脊樑」，我回到香港後查閱魯迅《且介亭雜文》，這句話出於《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作於1934年9月。該文的最後三段是：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人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以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後來又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保證是一定要實現的。關於內地和香港人的關係，我曾說過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說，我只說‘河水不犯井水’，沒有說‘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實我們中國人有許許多多歇後語，兩句話說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後一句，用不著全部說完這麼羅嗦。我說‘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義。查先生你的小說中不是有很多歇後語麼？這是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是我們的長期國策，那是決不會改變的。」

他說：「我到過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時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出國訪問，經過香港。新鴻基的馮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參觀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魚缸’的。那次住在新華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風景好得很。香港的經濟發展很有成績，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穩定繁榮，凡是支援香港穩定繁榮的，得到香港人擁護，破壞穩定繁榮的，香港人就反對。其實香港要穩定繁榮，中國何嘗不要穩定繁榮？全世界都需要穩定繁榮。中國12億人永遠站在穩定繁榮一邊，一方面要堅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堅持原則，不容許別人亂七八糟的亂搞。」

他接著談到西方國家對於西藏的干預，談到他去西藏視察的經過，那一次是和丁關根同去的。他說先在青海過一夜，分階段的適應高山氣候，也即是「循序漸進」的應付困難環境；不過去向班禪喇嘛的遺體致敬時，室內空氣不暢，酥油燈煙霧繚繞，還是感到有些暈眩。

"美國人老是根據不準確的資料，說我們欺壓西藏人，可是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多少個億啊，他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窮人是奴隸。北京有一個關於西藏的展覽館，有很多實物。窮人給奴隸主斬手、斬腳、剝皮的情狀都可以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我會見時，曾說西藏本來有600萬藏人，現在其中大部分是漢人，說西藏地方給漢人佔了。其實西藏自治區人口300萬，其中藏人290萬，漢人只有8萬。西藏高原那樣空氣稀薄的地方，漢人長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內的藏人另有200多萬。我拿具體的資料給他看，卡特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西藏。」

"1997年之後，香港不用繳稅給中央，中央也不給香港補貼。可是現在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公路等等現代化設施。漢人人多，經濟力量大，對於兄弟民族，我們是一貫支援幫助。」

我問到新聞領域和文藝領域方面，今後如何進一步開放。

他說：「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報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十大任務，其中就有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任務，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建設提高到新水平，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不是八股式的口號，而是真正切切實實的做到。」

"新聞報道必須根據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體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勵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產，有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國曆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幹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12億人民極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我提到目前社會風氣還是有令人憂慮關注的地方，貪汙腐敗的情況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強法治的良策。

他說：「這是中央的重點工作之一。這次人大開過之後，我們立刻要快馬加鞭的制定許多法規，尤其是經濟法規。在經濟法規的制訂和執行上，我們落後於先進國家很多。中國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這些方面非快速趕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儘快完善。」

在談到股分制度時，他說：「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準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充套件，要先有良好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

我說在較小規模的鄉鎮企業和城市私營企業中，不妨鼓勵私營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間融資，發展生產，同時可以減低通貨膨脹，節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費。他點頭同意，其後談到目前稅收制度相當不完善，急須改進。他說，「許多個體戶和小集體企業，賺錢很多，但幾乎不繳稅。只要每個小企業多繳幾百元稅，國家財政就會大大改善。」我說徵稅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說是「藏富於民」的階段，民間財富多了，國家自然興旺發達，另一方面也要嚴格禁止不合理的攤派和非法徵稅。他說：「要點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執行都須大大改進。」

談到外國的大企業經驗時，他舉了美國、法國、荷蘭的許多例子，又提到德國賓士公司，科威特國家銀行佔了很大股份，原來的大股東反而變成了小股東，但公司仍然經營很好。他認為中國不少國營公司虧蝕很大，急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下改革結構。我說：「好像你剛才所說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ibm、德國的賓士汽車公司等等，總經理、廠長等等不一定是大股東，都是受薪的僱員。我國許多國營公司國有的所有性質不變，但可以僱用最精明能幹的人來管理經營，為國家賺大錢，付給管理人員的薪金酬勞再高，也只佔利潤的一個極小百分比，勝於年年虧損，國家要補貼。」

他說：「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並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聘請能幹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至於國有的小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

預定談話的時間是一小時，但江總書記談興很高，我看時間已超過了將近半小時，於是說：「請問關於香港問題，江總書記還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

他想了一想說：「第一，香港問題在九七之前，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絕對不容許第三者插手干預；在九七之後，是中國的內政，自然不容許外人干涉。有人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第二，中國政府嚴格遵守一切國際協議和承諾，希望別的有關國家也同樣嚴格遵守。第三，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樂，這是我們的基本國策。」

我說，大多數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復以前的和諧合作，希望中英對於解開目前的僵局進行談判。他說：對於我們來說，談判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但法治的基礎，一是已制訂、公佈的法律，二是國際條約與協議。倘若不遵守這兩者，什麼法治、穩定，全都談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實尊重這兩點，恢復友好合作是不難的。

臨別時，他拿了一疊書送給我，都與我家鄉有關，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誌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所編，是蕭乾先生所編文史筆記叢書中的一套。江總書記笑說：「這裡面有一篇關於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當天晚上，丁關根先生在釣魚臺國賓館宴請，一起參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張浚生先生。丁先生還特地約了我圍棋老師聶衛平，他們兩人是橋牌的牌友。

宴會的氣氛很輕鬆，聶衛平老師談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紀錄，談到臺灣的沈君山先生，談到教過我圍棋的陳祖德、羅建文兩位。丁先生問聶老師：「你有幾個圍棋弟子？」聶：「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麼叫徒弟為查先生？」聶：「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丁：「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聶（考慮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眾人大笑。這句外交辭令其真實還不是很準確，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決非第一。

席間當然也談了些正經事，我問到今後的文化新聞政策。丁先生談得很開放，他還說，宣傳部英文譯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國際間形象不好。他客氣的說請教，怎樣改一個譯名。他說蘇聯共產黨的宣傳部從前叫min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傳及鼓動部），共產黨搞革命，名正言順的要宣傳與煽動。現在中共宣傳部的任務改變了，雖然仍管思想、文化、新聞和宣傳，但在開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確資訊，促進溝通交流、內外友好團結為主要工作。我說美國與法國都在information與communication這兩個字眼作過不同選擇。丁先生覺得，communication這字本來很好，但中國過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張今後中宣部的外文譯名是ministryofinformation，但中文名稱則不改。

在談到中國的治安與違法亂紀時，丁先生說，他在任鐵道部部長時對此深有體會，但也覺得真正問題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嚴重。他說全國鐵路員工400萬人，如有萬分之一的員工不遵法律規條，每年就有400件案子，報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當然決不是說中央對此不加重視，對重犯自當嚴懲嚴辦。

宴會完畢時，丁先生送我出門時，我問起鄧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說：「鄧公身體不錯，去年夏天還在海里游泳。現在偶而還打打牌，腦筋仍和過去一樣靈活。他戒菸之後，對健康有明顯好處。」

我追憶到十二年前會見鄧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長壽。

20日中午，姬鵬飛先生和魯平先生在釣魚臺國賓館宴請。與會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許寒冰女士以為我妻子也來京，特地來作陪。此外有李俊、鄭偉榮、蕭蔚雲、陳滋英、王超鳳，以及新華社張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會所談，自不離彭定康與基本法。大家都認為，如能根據中英聯合宣告、銜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達成的協議與諒解三項原則而舉行會談，商討1995年的選舉安排，由此而達成協議，則肯定與彭定康的政改建議截然不同。這有利於中國、有利於香港人，有利於英國和英國工商界以至英國職工，唯一對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的建議。

姬鵬飛先生說，他雙眼的白內障不久前在香港動了手術後，右眼視力大有改善，左眼還是不大好。他說到上午去向王震將軍的遺體告別。

我不禁想起數年前在香港見到王震將軍的情景。當時他問到我的小說，後來我送了他一套，他寫信致謝。他對武俠小說還是有些成見，認為年青人沉迷於斯，有礙學業，所以不想讓他的孫兒們看我的小說。

王震將軍只讀過小學三年級，但一生努力學習。文革期間他激烈反對「四人幫」，在新疆主政時保護知識分子，詩人艾青是他所極力迴護的。此後對鄧小平之復出、平反冤假錯案貢獻都很大。

參加了港澳辦公室的午宴後，下午飛赴青島。在山東停留了4天，參觀了青島、煙臺、威海三地的開發區、高科技發展區、博物館、甲午戰爭紀念館，以及嶗山、蓬萊閣、天盡頭等等名勝古蹟。每處都被要求題字，因為即景揮毫，等於快速智力測驗。我頗為懊悔過去沒有鑽研一下書法，以至寫的字毫無功力可言。張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說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練幾小時書法。

天盡頭是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當年秦始皇曾至此觀海，盼望見到神仙。當地有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寫「天盡頭」三字，另一塊寫「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的職工循例要我題字留念。我回憶當年會見胡耀邦時他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他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寫了幾句：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關於秦始皇，我寫了三句：「秦皇觀海，東至盡頭。混壹邦國，厥功偉焉。獲罪於民，不可憐也！」

山東各方面的建設飛躍發展，各地領導人大都熱情而豪邁，好些人頗有武俠小說中人物的氣慨。

張浚生先生趕著要回香港處理公務，煙臺與威海之行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長孫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請問：我們去年在大連、瀋陽觀光，這次到膠東，見到的各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過去中共任用幹部，首先要看他的階級成份，現在怎麼改了？孫先生詳細解釋：在83年、84年間，幹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現、學歷、才能，階級成份完全不理會了。我想中國近年來改革開放所以能得到這樣巨大的成績，不根據階級成份來任用幹部是決定性的關鍵之一。再者，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階級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計入。一個人出生於什麼階級，父親是地主、富農，還是資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由於所謂「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視，使他終生不以與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中共取消階級成份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瞭解。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地上每一處、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鬥爭；香港人則埋頭於做生意，開工廠、造房子。現在情況卻倒了轉來，中國大地上從大城市到鄉鎮、農村，人人熱衷做生意、開工廠、造房子；香港社會上卻為政治問題吵得激烈異常，雖然，大家並沒有忘了做生意賺錢。

我一向主張香港儘可能現狀不變，因為這最安全，對大多數人有利。但我也從來不責怪基於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爭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爭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做所為對大多數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於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於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張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歐美政要將「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了等號，我並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只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儘可心平氣和的討論、商談，不必互相仇視敵對。如果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號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談馬列教條，真正在改革開放。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於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要求變，而應努力要求不變。

不適合於實際情況的刻板思想是教條。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是教條，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禍害。歐美式的民主本來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條，未必就不會造成禍害。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黨、工黨，美有共和、民主兩黨，法有右派與左派政黨。香港人在討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己的心態，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別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