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時，周秉昆正式出獄。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獄過一次，不是保外就醫，而是由於他母親去世。
那件事對周秉昆發生得極為突然——不久前，鄭娟探監時還告訴他老人家身體挺好，能吃能睡，讓他放心。某日晚飯後，一名管教幹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兒。
當飯堂裡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時，管教幹部走到他對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時他早已懂得此種規矩，能夠做出條件反射般的迅速反應了。
管教幹部卻說：「你可以坐下。」
管教對犯人說話時的表情、語氣大抵都有那麼一股不怒自威的勁兒，那種威是對他們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價之自從入獄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從管教臉上得到一絲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對一表揚犯人時。所以，犯人之間流傳著「千金難買管教一笑」的說法。
周秉昆坐下後，仍很懂規矩地低著頭。他聽到管教幹部以平和的語氣說：「周秉昆，你母親兩天前過世了。經我們研究，批准你出獄幾小時參加你母親的葬禮。如果你願意的話，現在就可以由張管教帶你去理理髮、刮刮鬍子。」
周秉昆沒哭，也沒流淚，他感覺只不過聽到了一條與自己有關的資訊而已。
「去還是不去啊？」
聽到這句話，他才抬起頭來。對面已不見管教幹部，而是肅立著的張管教名二十七八歲的年輕管教。
他低聲說：「去。」
「倒是站起來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來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動也動不了。那畢竟是一條與他有關的重要資訊，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擊。他將雙手放在桌上，試圖撐著桌子站起來。
張管教看明白怎麼回事，走到他身邊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來。
「能走不能走？」
他低聲說：「能，請允許我緩一分鐘。」
張管教往飯堂門口走去，他在門旁轉身，面無表情但頗有耐心地望著他。
一旦站起來，周秉昆的身體漸漸恢復，他邁著殭屍般的步子向飯堂門口走去。
張管教說：「我叫你怎麼走，你就怎麼走。」他說罷一擺頭，秉昆跟著無言地走出了飯堂。
在監獄這種地方，管教與一名犯人行走時，必須走在犯人後邊，絕不許反過來，不論管教與犯人多麼熟悉，犯人多麼老實。人心隔肚皮，條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況下都務必對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監獄裡，就曾發生過犯人襲擊身前管教的惡性事件。
監獄內有兩處理發的地方，一是犯人們的理髮室，一是管教們的理髮室。這所監獄遠離城市，許多管教半個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們也有自己的理髮室。
張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點兒。按照他指示的路線，周秉昆走到了管教們的理髮室門前。
張管教從皮帶上取手銬，周秉昆默默伸出了雙手。
張管教說：「往後背。」
周秉昆微微_愣，順從地將雙手背到了身後，張管教將他雙手銬上了。
蹲過監獄的人之所以感慨監獄「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幾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嚴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須為此付岀代價。理髮室有剃刀，對犯人必須防範。即使電動推子，一旦被犯人奪在手裡，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傷害管教而是自傷，那也同樣是事故。在犯人們的理髮室，只對表現惡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銬，一般是將犯人的雙手銬在前邊。一想到自己來的是管教們的理髮室，周秉昆對自己雙手銬在背後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們的理髮室理髮，他意識到這委實是對自己的一次優待。
媽死了又怎麼樣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請求，監獄主動批准了幾個小時的假，管教將他帶到了管教們的理髮室理髮，以便讓他在親人面前樣子順眼一點兒，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破例照顧。懷著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髮椅上。他雙手被銬在身後，坐著很不舒服，卻並沒影響他的感激。
為他理髮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們的理髮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們的理髮室理髮。雖然是犯人，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點卻沒有變,那便是他頭髮的硬度——甚至比從前更硬了。按時吃睡，經常集體外出參加體力勞動，身體自然強壯了。他從鏡子裡看到，隨著電動推子在自己頭上的移動，發楂兒四濺，理髮的管教臉上都有他的發楂兒了。
那管教脫口說道：「好硬的頭髮！」
周秉昆沒接話。按照規矩，管教自言自語一句，犯人不必搭話。這個規矩，周秉昆入獄不久便察言觀色學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發，颳了臉，洗了頭。實際上，要是不刮臉的話，只怕親友們都會認不出他了。
刮臉時，周秉昆的淚水奪眶而出，以至於臉上的皂沫都被淚水「衝」掉了，像泥石流順著山體滑坡。洗頭時，他終於忍不住哭出了聲。張管教和為他理髮的管教都沒呵斥，他倆趁那會兒站在門口默默吸菸。他倆吸罷一支菸，周秉昆也哭不出聲了。
再也不是什麼人的兒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親死時，那種恐慌襲擊過他一次。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日子裡，他覺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畢竟還有母親在，自己實際上還是一個兒子。現在母親也死了，「爸媽」二字對於他已無任何現實意義，他陷入無邊無際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著替他洗頭,吹乾,還往他臉上擦了些潤膚霜。他離開時對理髮的管教說：「謝謝。」
管教沒有說話。
第二天一早，警車將他送到了火葬場o確實是一輛警車，而非囚車，這也是一種優待。兩名管教隨車，包括張管教。在車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銬。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須的。兩名管教時間掐得很準，到達時告別儀式正要開始。
張管教邊為周秉昆開啟手銬邊說：「讓你戴著這東西參加母親的葬禮，太那個了，但你千萬別亂來，我倆可都佩著槍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說：「我不會的。」
在兩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夾持之下，他置身於親友之中參加了母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當他在母親遺體前跪下時，兩位管教才退於兩旁。他沒哭，卻聽到了別人的哭聲。他也沒扭頭看，不知哭的是親人還是朋友。
在城市裡，百姓人家的爸媽死了，喪事過程最長也就一個小時。秉昆媽當過街道副主任，按說比送秉昆爸的人應該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婦女，家務纏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況周秉義和周蓉都主張簡單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們，再沒通知其他人。人少，過程簡而又簡，半小時左右就結束了。
葬禮一結束，周秉昆轉身便往警車走。
張管教叫住了他，皺眉道：「來都來了，就這麼走啦？連我都看不過去。想跟哪位親人說幾句話？」
周秉昆想了想，低聲回答：「我愛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鄭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許多管教認得她了。
鄭娟走到他跟前，兩名管教避開了。
張管教說：「十分鐘。」
秉昆問：「媽怎麼走得這麼突然？」
鄭娟說：「心臟的問題。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會兒，一睡就睡過去了。你也別太難過，咱爸媽這麼一種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來的福，沒經歷任何痛苦。」
秉昆說：「謝謝你，你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鄭娟說：「別這麼說了。」
秉昆說：「抱抱我。」
鄭娟就張開雙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車旁，郝冬梅在與兩名管教結賬——獄方岀警車，管教岀外勤，都是要收費的。兩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將收據、印泥、公章隨身帶著了。
十幾分鍾後，周秉昆上了警車，而兩名管教沒再給他上手銬。
事實是，周秉昆在獄中受到的對待可以說相當好。他沒有受過任何管教的呵斥方面因為他嚴於律己，言行規矩，另一方面因為關愛他的人顯然向獄方打過招呼。
那些人是誰？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義和兒子周聰來探監時，他們矢口否認。
師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結伴來探監，他們也都予以否認。師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為朋友了，這使他頗覺意外。他轉而一想，師父愛書喜讀，水自流洗心革面開了書店。他倆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寶等一干朋友也經常看周秉昆，他曾問過他們，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寶說知道，她還親自到醬油廠找過他一次，詢問秉昆的事，而德寶儘自己所知一一據實相告了。
秉昆媽死後，鄭娟參加了工作，在某區委做勤雜工。這是老太太幫助介紹的。
德寶又說，老太太讓他轉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認罪服法，將功折罪，爭取減刑，不要指望靠什麼歪門邪道提前出獄。」
這句話對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響。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於表現良好，而且發揮自己的曲藝特長，豐富了犯人們的獄中生活，刑期一減再減，連減三年，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個年頭就出獄了。
二。。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時左右，周秉昆脫下囚服，穿上張管教交給他的衣服，心情沒怎麼激動。
當年，他與駱士賓從路路通有限責任公司的二樓掉下去時，他在上，駱士賓在下。他沒受傷，駱士賓摔昏了。他沒跑，有人報警，將駱士賓送到了醫院。警方將他帶走，當日拘押。駱士賓在醫院被診斷為嚴重腦震盪，脊椎也裂了兩節，連日昏迷不醒，院方認為有可能成為植物人。
駱士賓除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妻子，再無親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屬的身份起訴了。
周秉昆的律師辯護得很給力，堅持四條理由要求從輕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稱道，是公認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兩人的衝突是駱士賓不當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並非蓄意傷害，他當時的目的只是要逼問出兒子周楠在哪裡，二人從樓上掉下純屬意外；第四，「有可能成為植物人」，並不等於肯定會成為植物人。
不知為什麼，控方律師顯得並不怎麼起勁兒，只強調周秉昆的行為畢竟對駱士賓的人身實際構成了嚴重傷害。
當時社會情況混亂、複雜，法院並未公開審理此案。不久，法官向雙方正式宣讀了判決書：判處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關於周楠應該屬於誰，雙方均有上訴權利。
駱士賓年輕漂亮的妻子從沒在法庭岀現過，法官也沒見過她。她通過律師向法官表示：對判決結果表示滿意，自己不會與周秉昆繼續爭奪周楠這個兒子。
那女人的態度讓周秉昆備感踏實。周秉昆已經獲悉，周楠並未去日本；他在機場幡然悔悟，掙脫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讓蔡曉光給養父周秉昆捎話：母親把當年的事全都告訴他了，養父為爭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養父多麼愛他，他認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親。
雖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覺欣慰，甚至覺得自己勝利了。實際上，他更是為鄭娟爭奪兒子。他深信，世上沒有任何一種生活能成功地誘惑鄭娟離開自己。別說駱士賓不過是公司老闆，即便是皇上，承諾讓鄭娟做皇后，她也不會動心。周秉昆覺得，他倆好比感情上的連體人，一旦被切分開來，每一方都將殘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種「手術」造成的巨大痛苦。興許，他本人還能在「手術」後活下來，可是離開了他這一半，她的痛將是雙倍的。
但是,如果沒有了周楠，鄭娟也很難再有快樂可言。那一種不快樂,註定是他周秉昆無法改變的。
他對此心知肚明。
現在好了，他和鄭娟，既不會彼此失去對方，也不會同時失去周楠這個兒子了。他認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幾乎可以說，他欣然接受了判決。
律師對他說：「如果你上訴，或許有希望減少兩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靜地說：「不了吧，駱士賓都那樣了，我再要求減刑對他就太不公平了。多兩三年少兩三年，對我沒什麼影響。」
他放棄了上訴。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o年十月，蔡曉光帶給了他一個不好的訊息一一駱士賓死了。
他的刑期也許會因為駱士賓的死而增加。蔡曉光讓他做好心理準備。
那一夜，他在獄中輾轉反側，終夜難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數日，他的精神處於崩潰邊緣。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給了周秉昆一張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顧問。
水自流告訴他，作為駱士賓的唯一親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闆讓他轉告周秉昆，她不會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著臉皮非要給她去當顧問，是她一再上趕子求我當的。那女人不壞，甚至可以說挺好，總之比駱士賓的為人強多了。你也不必太為駱士賓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壞事很多，算是老天對他的懲罰吧。」水自流如是說。
秉昆問：「她為什麼請你做顧問呢？」
「當年我手下的弟兄們,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場上的人,有辦公司的，有辦廠的，還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論誰想發展壯大，單打獨鬥都挺難，互通資訊、互相借力商機才多。如果大家都討厭一個人，合夥拆一個人的臺,那個人的公司就很難發展。駱士賓仗著巴結上了一個日本投資人，根本不把當年的哥們兒放在眼裡，狂妄得很，今天揚言要吞併那個，明天放話要整垮這個，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繼承了公司。她擔心大家合夥來算計自己，自然想找保護傘。當官的沒誰願意充當她的保護傘，怕駱士賓遺留下了什麼違法的事，惹一身騷。她就想到了我。我在當年的哥們兒中還有點兒聲望，起碼可以保護她不受我當年那幫哥們兒的欺負。為她當顧問，我每年又多了一筆收入，我想用那筆錢做點兒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話說得極可信。
秉昆又問：「你就不怕惹上麻煩嗎？」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營的，哪能完全守規矩呢？沒偷稅漏稅過，還沒虛開過增值稅發票嗎？還沒買賣過發票嗎？那些都沒幹過，還沒送禮行賄過嗎？一旦送禮行賄了，誰還敢說自己是絕對乾淨的商人呢？該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幫她抹平了。以後有我做顧問，方式高明點兒，就不會惹出什麼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當上「和順樓」的主管後，水自流說的那些事也都幹過。每到節日，韓文琪送份名單來，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單送禮，有時也親自送現金，便不再多問什麼了。
水自流走後，周秉昆高興得想唱歌。雖然他對於駱士賓的死不無罪過感，但喜悅還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奪去自己一個兒子的人死了，沒法不喜悅的。
幾天後，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到監獄視察，照例由有才藝的犯人組成的文藝宣傳隊表演節目。周秉昆在臺上的狀態最為活躍，展現出了不似犯人的飽滿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揚。
脫下了囚服，換上自己的衣服後，周秉昆竟有幾分留戀監獄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幾乎所有的犯人都認為他是被人罩著的，沒人敢挑釁他，有的還巴結他。尊敬卻並不巴結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幾個犯人，漸漸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們有的是因為被人利用不知不覺地捲入了經濟案件，有的其實原本是像他一樣的好人，因為一時喪失理智傷人犯法。他們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還有許多朋友常到獄中看望，他們相信這樣的人可交。後來，則因為他自己的表現。每次親友為他帶來了什麼吃的用的，他都會請同監號的犯人一塊兒吃，或送給需要的人用。
犯人間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獄友」二字。管教幹部專門給犯人們開會強調過，都成了犯人了，還交什麼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屬於犯人，犯人之間只能是互相監督的關係。犯人之間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監督的關係。
然而，犯人之間還會有朋友關係，周秉昆已在獄中交了些信得過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專為「和順樓」副經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發著沖鼻的黴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細小白斑，如同十二個年頭壓縮後製作成的臭豆腐乾，一朝忽然開壇拆包似的。
張管教後退一步，頗覺歉意地說：「對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為什麼那樣說。犯人即將出獄，通常獄方至少會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屬，以便家屬預先送來換穿的衣服。不知為什麼，獄方昨晩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獄，並悄悄告訴他切勿聲張。
「明白。」猶豫了一下，他低聲問，「有人接我嗎？」
張管教說：「會有吧，我們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兒子。」
秉昆雖知張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個兒子,還是忍不住問:「周聰嗎？」
張管教說：「對，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間，周秉昆家最大的變化是周楠到美國留學去了。他高中畢業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學院，表現優秀，成為公派留學生。
周聰也已大學畢業，學的是曾經很熱門的企業管理。企業都不景氣，專業等於白學，找工作時四處碰壁。正焦頭爛額、心浮氣躁之際，伯父周秉義登門了。不待母子二人開口相求，周秉義主動說他是為周聰工作來的。
周秉義早已不是軍工廠的黨委書記了。他任職期間，軍工廠成功轉型為中方控股的合資家電工廠，主要生產電視機和錄影機。市場飽和後，他們改造了一下流水線，調劑著生產微波爐什麼的。周秉義勞苦功高，被任命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一年裡除了開會，他在a市的時間不是很多，與郝冬梅又過起了兩地分居的生活。儘管組織上評價不錯，但他離任前後還是引起了一片罵聲。軍工廠三分之二的工人只獲得了極少補償，就被徹底買斷工齡遣散為無業市民。宣佈他將調走後，職工宿舍區許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經的幾名電工在電線杆上安裝了一隻大喇叭，反覆播放毛澤東的詩詞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傳的關於他是一名好乾部的種種事蹟，也變成了他收買人心、虛偽、狡猾、善於施展矇蔽手腕的確鑿證明。
松花江醬油廠也即將賣給個人，周秉義離任前又做了一件「虛偽」事，將常宇懷的兒子常進步「搶救」回他父親的廠裡，為的是使他不至於也失業。
周秉義將幾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專門開會。他嚴肅地囑咐說:「希望你們能以對黨負責的態度關照好小常，如果我聽說小常受了什麼委屈，即使我已被調到外省，也肯定會回來替烈士兒子向你們討公道。」
常宇懷在軍工廠的名聲依然可敬。幾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義本人推薦，或是由別人推薦他點頭同意，他們對他的話自然諾諾連聲。原軍工廠的工人們，無論已成了合資家電廠工人的人，還是被買斷工齡實際失業的人，對於安排小常皆無異議，但對於周秉義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愛心，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是卑鄙。
「卑鄙！簡直太卑鄙了！他那麼做無非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點兒形象，減少一點兒罵聲嘛！說他狡猾真沒冤枉了他！」此種言論幾乎成了共識。
周秉義是揹著「漢奸」「賣國賊」「不擇手段往上爬的官迷」這樣一些罵名去上任的，實際上他的職級並沒有升，仍是平調。對於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損失，組織上並未撫慰。
沒有手機和微信的年代，民間口口相傳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脛而走，聚蚊成雷，民間的風評往往會使一個人迅速身敗名裂。
周秉義出現在弟媳和侄子面前時，一副心力交瘁的樣子。他的頭髮白了許多，明顯的稀薄了。顯然，他在市委書記的職位上也舉步維艱，幹得極不順心。種種罵名先他而至，群眾對他極不信任，自然也極不歡迎。在通往市委那條街的樓體和樹幹上，曾出現過號召人們抵制他到任的標語。當地公安部門要介入調查，他堅決阻止了。
他是晚上出現在弟弟家的，沒敢坐小車，也沒讓妻子郝冬梅陪著，獨自一人乘了幾站車步行了半個多小時，為的是能在天黑以後才到達弟弟家門口。
周秉義知道有些軍工廠工人的親戚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現在光字片，被人認出後引起不愉快的事情。
他這個曾經的光字片住戶教育子女學習的楷模，已經對自己的生長地沒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認為，自己的那些罵名肯定早已傳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們周家在光字片樹立的好形象——這也差不多都是事實。
他在接近光字片時，心情是那麼惴惴不安，如同一個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賊或逃犯，同時還內心懷著對已故父母的羞愧。
他說回來開會，並不是什麼重要的會，自己不參加完全可以，主要是回來落實一下侄子的工作問題。
妻子郝冬梅在電話裡把周聰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訴了他，他認為自己應該借開會的機會回來落實一下。如果專程回來，一旦傳開，他就更難開展工作了。
周聰感謝大伯的關切，同時矜持地請大伯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運氣，或到南方去闖一闖。
周秉義對「北京」二字反應特別強烈，堅決反對。
周聰問：「為什麼？」
周秉義反問：「還用我往明瞭說嗎？」
周聰想到了表姐周切。十二年前，周陰因與周楠鬧岀的那一場表姐弟「早戀」，與她的母親發生了冷戰，一日又騙過母親逃到了北京，找到了生父馮化成，結果不久就被馮化成以「政治避難者」的身份帶到了法國。女兒失蹤，害得周蓉幾乎瘋掉。收到女兒從法國寄來的信後，她火燒眉毛似的去往法國找女兒了，而那一去再也沒有回來。
周聰又問：「我去南方呢？」
周秉義說：「我們周家的第三代三個人，為長輩惹的麻煩還少嗎？如果你到南方去了，這個家可就只剩下你媽一個人了。以後，也只有你媽獨自一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慮考慮那麼一來，你爸爸的心情將會怎樣嗎？」
周聰說：「我媽可以約上曉光姑父一起去。」
周秉義說：「你媽和曉光姑父一起去看你爸，與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樣的嗎？」
周聰就不吭聲了，然而看上去，他並不是多麼願意接受伯父的關照。
周秉義又說：「周聰，你應該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已經十多年沒回過國，這意味著什麼？你平時就不想想嗎？你曉光姑父實際上還是不是你姑父，連我都不清楚，你嬸和你媽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宣告不是了，我又在別的城市，你嬸又不是一個特能排憂解難的人，她老母親的身體也越來越不好，都照顧不過來，而你爸……你忍心撇下你媽到南方去嗎？」
周秉義說得傷感，霎時淚光閃閃。他想吸菸，連撼幾次也沒撼著打火機。鄭娟替他打著了，他才吸了那支菸。
周聰還是堅持己見，說自己走後，母親如果遇到了什麼困難，即使曉光姑父不再是親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絕不會袖手旁觀。
周秉義瞪著侄子，夾煙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說出幾句話：「周聰，你給我聽明白了，剛才我已經說過我主要是為什麼回來的！我這個人，從來沒為親人動用過什麼關係。我此次回來，是第一次這麼做！你真的對我的好意一點兒都不領情嗎？」
周聰低頭不語。
始終沒插話的鄭娟再也忍不住了，對兒子喝道：「周聰，你給我抬起頭來！」
周聰剛一抬頭，臉上便捱了媽媽一記耳光。
鄭娟訓道：「你剛才那番話叫作自私！自私透頂！你爸那些朋友現在處境怎麼樣你不清楚嗎？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親弟弟，他犯得著為你工作的事操心嗎？跟你大伯認錯！說一切聽你大伯安排，他怎麼安排你就怎麼服從！」
鄭娟急哭了。
二oo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時，監獄的鐵門在周秉昆背後關嚴了。他看到周聰時，周聰已是a市晚報的記者了。周聰身旁站著蔡曉光，蔡曉光身旁是一輛嶄新的白色轎車。
車駛出後，周聰對周秉昆說：「爸，這是我姑父的車。」
秉昆問是什麼車？
蔡曉光說是俄國原裝「伏爾加」，他有意強調了「原裝」二字。
只有在與人談文藝時，周秉昆頭腦裡才會接受「俄國」二字，這時所說的「俄國」專指十月革命勝利前的沙俄帝國，也就是中國北方人常說的「老俄羅斯」。在談別的事時，他頭腦之中就只有「蘇聯」，斷沒有什麼「俄國」。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頭腦之中是嚴格區分的。若將兩種概念混淆，在從前年代會被認為別有用心。
「是蘇聯原裝吧？」
他也強調著問道，完全是條件反射使然。
蔡曉光說：「我沒說錯，是俄國原裝。蘇聯已經成為歷史了，翻過去了。」
周秉昆大惑不解，扭頭看看與自己並排坐在後座的兒子。
周聰說：「爸，蘇聯不存在了，解體了。」
「胡說！怎麼可能！」
「爸，真的。」
「那……怎麼就叫解體了？」
「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你一點兒都不知道？」
周秉昆確實一點兒都不知道。被判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親人帶給他們的書、報、雜誌是經過嚴格審查的，犯人之間也禁止談國內外政治。每個監號的犯人中都有獄方指定的思想監管員，他本人就是，並且是多次受到表揚很負責任的監管員。
周秉昆鬱悶地搖搖頭。
周聰說：「媽去看你，不會跟你說那些。我、姑父和大嬸去看你，不便跟你說那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遺憾，以後再講給你聽吧。」
他也就只有點頭而已。
周聰掏出手絹，想將他制服上的一塊白斑擦掉一一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經有些腐朽，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綻。
「真受不了這味兒。」蔡曉光搖下了車窗。
三人間一時無語。
過了好一會兒，周聰說：「姑父，把車窗搖上吧，我怕我爸著涼。」
周秉昆說：「沒事。我現在身體更棒了，不那麼容易著涼。」
蔡曉光還是將車窗搖上了。
周聰忽然摟住父親，不顧味兒不味兒的，將臉埋在父親肩上，耿耿於懷似的說：「爸，我不會再承認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他要哭起來。
周秉昆輕輕推開他，和善地說：「別這樣，吸入有毒的東西會生病的。剛才說過的話以後再也不許說，更不許當著你媽的面說。你哥既然已經認錯了，那你就要原諒他。」
周聰說：「咱們家不好的事都是他引起的。若不是他，周陰也不會那樣，我姑也不會到法國去。」
周秉昆說：「他和你表姐的事不能全怪他。」
蔡曉光說：「周聰，我同意你爸的話。聊點兒別的，盡聊些不開心的話多沒意思！」
他率先聊起了開心的話題，說他這名黨員與組織的關係已經融洽多了：「我當年心裡不痛快，那也是因為父親的事當年影響了我的人生。我父親出事前，我的人生順風順水。但深受父輩們問題影響的豈止我一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過去的就過去了。何況後來黨為我父親徹底平反,對我父親的政治評價還是蠻高的，對我也儘量予以照顧，在分房子、評職稱方面並沒有虧待我。」
蔡曉光很誠懇，他說自己心裡不痛快、沒想開的那一時期，導演事業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話劇通不過，死乞白賴非排成不可的，要麼不許公演，要麼公演不許宣傳評論。而不管有沒有評論，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關係票，比不許公演強不了多少。
「我那時自籌資金，自己改編劇本，導演契訶夫的《變色龍》《第六病房》，還有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省市管文藝的領導一次次找我談話，不解地問，你為什麼偏要導那些呢？我心裡說，為什麼還用問啊？心裡不痛快唄！蘇聯解體後，有位在省裡管文藝的大領導又一次找我談話，語重心長地說，蔡曉光啊蔡曉光，黨對你父親蓋棺定論的評價你並不是不知道嘛！黨既然最終承認了你父親是對黨忠心耿耿的好乾部，你也該成為一名好乾部子弟嘛！今天我給你交個底，儘管你一再成心跟黨鬧彆扭，使黨很為難，但到目前為止，如果我這樣一些人可以代表黨的話，那麼我很負責任地告訴你，黨可是依然將你看成自己人！他那一番話，差點兒把我說哭了。他承認我是有才華，但是他認為我的才華應該用在正地方，坦率地批評我以前並沒將才華用在正地方。他問我願不願意將高爾基的《母親》搬上舞臺，說只要我願意，費用根本不成問題，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總之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要裝置給裝置。我立刻就醒悟到將高爾基的《母親》搬上舞臺的重大政治意義了。我問，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找我呢？他說，由別人來導也許就只能體現政治意義，由你來導意義則不同了，你已經是省裡導蘇俄話劇的招牌了嘛，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啊，由你改編由你導，那就不僅是宣傳了！我一尋思，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這事幹得過，幹嗎不接呢？於是就接了，公演後一炮打響，開了幾次研討會，好評如潮，我的職稱也由二級導演升為一級導演了，我與黨之間的小疙瘩一下子徹底解開，關係完全理順，錢也越掙越多了。秉昆，你放心，什麼都別愁，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果然是開心的話題，蔡曉光講得喜上眉梢，給人前程似錦的印象。
周聰替他說：「我姑父現在已經是省戲劇家協會和電視劇藝術家協會的跨界副主席了。」
秉昆不由得問：「怎麼也與電視劇扯上了？」
周聰又替蔡曉光說：「我姑父也導了好幾部電視劇，有兩部還在央視黃金時段播過，都獲獎了。」
蔡曉光說：「話劇這事，費力難討好。話劇的時代過去囉！電視劇的時代開始了，識時務者為俊傑啊。自從我與各方面搞好了關係，一切都順了，再也不必為導什麼而自籌資金，藝術家的尊嚴也大大提升。現在我總算活明白了，人生一世，都只不過活的是某種想法。有的人想法就不實際，結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還影響得別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闊天空，就是指想法的改變。想法一變，就沒什麼事非得怎樣、不能怎樣的。」
秉昆不由得又問：「那你以前是怎麼一種想法呢？」
從後座看蔡曉光，他後腦勺上的頭髮已經快掉光了。多數人的頭髮從前往後禿，少數人的頭髮從後往前禿。按北方民間的說法，頭髮從後往前禿的人，後來的人生往往會更精彩——別人從前邊看已禿頂了，頭髮從後往前禿的人，前邊的頭髮還多著呢。
秉昆替姐夫感到欣慰。
蔡曉光反省似的說:「從前太不懂規矩了呀，不許導什麼，偏要導什麼，心想憑什麼你不許啊？現在明白了，你總做人家反感的事，憑什麼還指望人家喜歡你呢？不待見你，好事當然就全沒你的份兒！現在情況不那樣了，人家抬舉咱，咱就導那種使人家高興的唄。人家一高興，什麼好事都忘不了咱，有時咱自己還沒好意思開口要呢，人家卻主動想到咱了。雙方相敬如賓，不是比你看著我不順眼、我看著你來氣，一直彆彆扭扭的強多了嗎？」
車已駛入市區，秉昆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說話了，也不許周聰跟他說話。
蔡曉光把車開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紅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樓賣給私人，改造後變超市了。這一家洗浴中心卻很火，全市最高階的洗澡地方，私人開的。十二年間，不知從哪兒冒出了一些有錢人，一些有能力有膽識的人。原屬國有的大樓或工廠,只要賣，他們便接手買下。一改公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賺得盆滿缽滿，有錢人更有錢了。
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階，裝修成了阿拉伯風格，異國情調十足。
秉昆不安地問：「幹嗎來這種地方？」
曉光說：「帶你來享受享受嘛！」
周聰也說：「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吧，反正我姑父埋單。」
秉昆不高興地說：「你姑父的錢就不是錢啦？」
曉光笑道：「我也不必埋單。老闆是朋友，預先打好招呼了。」
這些洗浴中心的高階之處還在於有單間，他們三個包了兩個單間。曉光自己在一個單間洗，秉昆和兒子在隔壁的單間洗。單間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間、桑拿房，還有床，不知從何處放送著綿軟的音樂。
秉昆浸入池中，閉上雙眼，聽著音樂，不一會兒就泡得渾身鬆垮、昏昏欲睡。十二年前，在春燕當經理的「紅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無比享受，這麼高階的洗浴地方他做夢也想不到。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聽到兒子周聰叫他。睜開眼，周聰已在池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