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終南山的路上
天色漸亮，暮色漸沉
他不知終南山的鳥兒們
四季裡只睡了這一夜
——張小尹《終南山》
張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邊。她說：「路小路啊，你說說你從前的故事吧。」
這一年我三十歲，我很久沒有坐在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這叫街沿石。這姿態讓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對張小尹說，你去給我買一杯奶茶，我就開始講故事。我愛喝路邊的奶茶，我也很愛上海的高尚區域，馬路牙子相對比較乾淨，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輕時住過的那座城市，馬路邊全都是從陰溝裡泛出來的水，街上沒有奶茶，只有帶著豆渣味的豆漿。這都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了很久。
張小尹是地下詩人，她把詩貼在網路論壇上，後面跟著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誇她寫得好。我們兩個剛認識的時候，她很能走路，沿著中山西路風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後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覺得自己像個殘廢。等我們同居之後，她忽然又變成了一個不愛走路的人，走著走著就把手揚了起來，嗖地跳上一輛計程車。
我像她這麼大的時候，馬路上的計程車很少，口袋裡的錢也不多，坐計程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時候和女孩子逛馬路，會用一種很溫柔的口氣說：「我們還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時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覺，沒有動不動就坐計程車的，她們通常都推著一輛女式腳踏車，戀愛談完了，就跳上腳踏車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們。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時候我二十歲，生活在一個叫戴城的地方，那裡離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過去了，我的二十歲倒像一個沒有盡頭的迷宮。有時候就是這樣的，那些實際的時間與你所經歷的時間，像是在兩個維度裡發生的事情。
我對愛走路的女孩有一種情結。我在中山西路上對張小尹說：「我們談戀愛吧。」她就答應了。戀愛之後，她再也不願跟著我一起走路，而是愛坐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我這個情結算是徹底破滅。不過，事情不算很糟糕，張小尹不愛走路但她愛寫詩，寫詩的女孩是我的另一個情結。
我當然不可能要求一個女孩又能寫詩又能做菜，又聰明又漂亮，還得是個走路一族。這個要求太高了，我對女孩沒什麼要求的，人品好一點就成了。張小尹說：「我不要聽你說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聽你講以前的故事。」張小尹是所謂的80後，愛聽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學時代是在圖書館和網咖裡度過的一樣，那是二十一世紀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爛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爛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帶著果子的香味而腐爛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情，多麼明媚，多麼鮮豔。
在這個故事的開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說：「該怎麼說呢，那年我才十九歲。」或者模仿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說：「很多年以後，路小路坐在馬路上，想起自己剛進工廠的時候……」
我想，我要用這種口氣來對你講故事，像面對一個暌違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這些故事在我三十歲的時候還無處傾訴，它就會像一扇黑暗中的門，無聲地關上。那些經歷過的時間，就會因此平靜而深情地腐爛掉。
我對張小尹說，我二十歲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廠的宣傳科裡做個科員。張小尹一聽就樂了：「宣傳科啊？那不就是畫黑板報嗎？」
黑板報不用天天畫，大部分時間，宣傳科都很清閒，什麼都不用幹。出了生產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機器切下來一條胳膊，宣傳科就出點安全知識黑板報。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傳科就寫點計劃生育小知識。就這麼點事情，一共有十來個科員輪流幹。
當時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幫科長泡好茶，然後，攤開一張《戴城日報》，坐在辦公桌前等著吃午飯。宣傳科的窗臺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個日晷，上午指著我，下午指著我對面的科長，午飯時間它應該正好指著科室的大門。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著這個日晷，時間就會非常輕易地流逝。
這只是我的想象，我沒有在宣傳科幹過，別人說我學歷不夠，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學徒工。這種人在廠裡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隊打飯得給老師傅讓先，在廁所排隊拉屎得給老師傅讓坑，吃不上熱飯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褲子裡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樣在工廠裡生活了很久，為什麼不離開它，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其實，在宣傳科裡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時候有女孩子問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麼啊？」我就說，我要當個詩人。我心裡想去宣傳科，嘴上說的卻是想做詩人。為此我也寫一點詩，拿給女孩子看。她們看了之後說，很有李清照的韻味，我聽了這種表揚居然還覺得高興。她們又說，路小路，你這麼有文采應該進宣傳科啊。這句話點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說，學歷不夠，看樣子做詩人比進宣傳科容易。
我說，理想這個東西，多數時候不是用來追求的，而是用來販賣的。否則，我二十歲的時候，怎麼會對那麼多的姑娘說起我的理想呢？當時我是學徒工，幹體力活的，按理說，這種人天生沒理想，腦子像是被割掉過一塊。我當時為什麼會有理想，自己也說不清，大概割得還不夠多吧。
張小尹快活地說：「小路啊，你現在很失敗，你既沒當成詩人也沒當成科員！」說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頭頂上。
我讀中學的時候，數學成績很差，解析幾何題目做不出來，看見象限上的曲線只覺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同學，同學嘴賤，就去告訴了數學老師。數學老師說：「路小路的人生觀有問題，只有悲觀的人才會把曲線看成人體素描。」以後他每次在黑板上畫曲線，都會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
對我來說，數學老師的話像個謎語。中學的政治課上講的都是主觀客觀、唯心唯物、剩餘價值之類的問題，馬列主義哲學一般不講悲觀和樂觀，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為數學老師在嘲笑我，我們那所中學是普通高中，用的課本都是乙級本，有人說讀這種課本想考上大學就像用柴油發動機想飛上月球，完全是一紙荒唐夢。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廠做工人，比較高檔的是去做營業員，當然也有在馬路牙子上販香菸的。這種學校的數學老師，你能指望他說出什麼金玉良言呢？
當時我的選擇是：第一，去參加高考，然後等著落榜；第二，不參加高考，直接到廠裡去做學徒；第三，不去做學徒，直接到馬路上去販香菸。我爸爸經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後只能到馬路上去販香菸了。」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會反問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學習呢？」
我爸爸說：「那你可以去廠裡做學徒工。」
我說：「爸爸，做學徒工還得好好學習啊？」
我爸爸說：「你以為學徒工那麼好做？」
必須重點說明，我爸爸是戴城農藥廠的工程師。他一輩子跟反應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後生產出一種叫甲胺磷的農藥，據說農村婦女喝這種農藥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過去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挺清秀的，在車間裡幹了二十多年，變成了一條鬍子拉碴、膀大腰圓的壯漢，乍一看跟工人師傅沒什麼區別。那幾年他雖然處於生理上的衰退期，但畢竟還沒跨過更年期的門檻，肌肉依然發達，脾氣卻越來越壞，打我的時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礙著我媽的情面，不敢和他對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講道理，說：「爸爸，關鍵是我並不想當工人。哪怕做個營業員，總比當工人強吧？」
我爸爸說：「你要是做營業員，我就幫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將來還有讀大學的機會。」
我爸爸後來說到職大。你知道什麼叫職大嗎？就是職業大學。說實話，因為讀了個普高，我對一切大學的知識都不瞭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專的區別。有一次我去問班主任，這個王八蛋居然說，這種問題我沒必要搞清楚。後來我爸爸向我解釋，戴城的化工系統有一所獨立的職業大學，稱為戴城化工職大，戴城化工系統的職工到那裡去讀書，就能拿到一張文憑。讀這所大學不用參加高考，而是各廠推薦優秀職工進去讀書，學雜費一律由廠裡報銷，讀書期間還有基本工資可拿。這就是所謂的「脫產」，脫產是所有工人的夢想。
我爸爸說，只要我到化工廠裡去做一年學徒，轉正以後就能託人把我送到化工職大去，兩年之後混一張文憑出來，回原單位，從工人轉為幹部編制，從此就能分配到科室裡去喝茶看報紙。
我聽了這話非常高興，二十年來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問他：「爸爸，你搞得定嗎？送我去讀大學，一定要走後門吧？」我爸爸說：「我在化工局裡有人的。」我吃了這顆定心丸，從此不再複習功課，一頭扎進遊戲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級倒數第二的成績。按理說，應該去馬路上販香菸，但是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張化工廠的報名表。我對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進了工廠之後才知道，我爸爸是徹底把我忽悠了。這家化工廠有三千個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這些人上三班、修機器、扛麻袋，每個人都想去化工職大碰碰運氣。後來他們指給我看，這是廠長的女兒，這是黨委書記的兒子，這是工會主席的弟弟，這是宣傳科長的兒媳婦。他們全是工人，全都想調到科室裡，全等著去化工職大混文憑呢。這時候我再回去問我爸爸，你不是說化工局有人的嗎？他捂著腮幫子說，那個人退休了。
所謂的職業大學，因此成了一張彩票，何時能中獎，誰都說不清楚。我為了買這張彩票，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廠裡去做學徒工。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買彩票，那就永遠不會有中彩的機會。我爸爸說，只要我辛勤勞動、遵守紀律、按時送禮，就能得到廠長的青睞。
我發現自己上當了，想脫身已難。家裡為了能讓我進工廠，並且謀一個好工種，送掉了不少香菸和禮券。對我爸爸來說，禮券和香菸才是買彩票的代價，至於他兒子則算不上是代價，最多隻是一個沒搶到水晶鞋的灰姑娘，雖然沒賺，但也不會賠得太厲害。我回想起數學老師的話，路小路把曲線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個悲觀的人。這時我開始認真反思這句話，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會把曲線看成屁股，還會把屁股看成曲線。這樣的人必定悲觀得無可救藥，因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團糨糊，所有的選擇都沒有區別。
那年我爸爸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記我已經是工廠的學徒了，而且是一個上不了職大的學徒。在我媽的尖叫聲中，我甩開膀子和他對打了一場，打完之後，我覺得很舒服，然後發了一根香菸給我爸爸。我爸爸抽著這根菸，對我媽說：「出去買只燒雞吧。」
我對化工廠沒好感。
那時候我們家就生活在戴城，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廠。農藥廠、橡膠廠、化肥廠、溶劑廠、造漆廠，都算化工單位。這些廠無一例外地向外噴著毒氣，好像一個個巨大的肛門。你對著肛門怎麼可能不感到厭惡呢？
我們家住在新村裡，都是八十年代初單位裡造的公房，分配到職工手裡，交一點房租就能住進去。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戶型，後來改制，成了私有財產，再後來就漲價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單位的名稱來定的，比如紡織廠的新村就叫紡織新村，農藥廠的新村就叫農藥新村。諸如肉聯新村、肥皂新村這種名字也有，反正沒什麼想象力，但很好記。
我家就住在農藥新村，離農藥廠很近。也不知道是廠裡哪個傻×選的這塊地皮，它離農藥廠只有五百米遠，半夜裡廠裡釋放出的二氧化硫氣體，像臭雞蛋的味道，燻得樹上的麻雀一個個地掉下來。這種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了很久。
農藥廠經常爆炸，有時候是砰的一聲，好像遠處放了個炮仗；有時候是轟的一聲，窗玻璃跟著發抖。通過爆炸的聲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強度，家裡聽到動靜，就會打電話過去問。那時候只有公用電話，炸聲一起，雜貨店門口就排滿了職工家屬，打電話問炸的是哪個車間，死了誰傷了誰。打電話的人會轉過頭來向大家宣佈傷亡情況，一般來說，不太會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為什麼爆炸沒人死掉。我爸爸說，爆炸之前，儀表和閥門會顯示出異常反應，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無徵兆的爆炸，那就不是農藥廠了，那是兵工廠。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燒雲照得整個新村紅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樓，有個小院子供我們晾曬衣服、種葡萄、堆雜物，以及供樓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菸頭。那天我媽在廚房燒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裡下象棋，忽然聽見遠處轟的一聲，一縷黑煙緩緩升起，農藥廠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牆上，細細地打量遠處。我說：「爸爸，別看了，你又不在廠裡。」
我爸爸說：「看一看。」
我說：「年年都炸，我都看膩了。」
我爸爸說：「今天順風，小心點。」他以前說過，萬一廠裡炸了，有毒氣體洩漏，一定要頂風跑。毒氣是順風飄的。
我也爬到了院牆上，公房的陽臺上早就趴滿了人，大家一起看爆炸。那是中班時間，人們都在踅摸誰在廠裡當班。我看到一些暗紅色的光，在圍牆深處閃爍起伏。我爸爸指著那一片說，那裡是車間區，不是倉庫，是車間炸了。他皺著眉頭，對我說：「如果發生情況，一定要頂風跑。」我說我知道了，這話聽過很多遍了，也沒跑過一次。後來我們看到樓上的阿三從那邊狂奔過來，阿三看見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綽號叫大路）！炸啦！」我爸爸問他：「炸哪裡啦？」阿三狂喊：「馬上就要炸到氯氣罐啦！」
我爸爸聽了這話，一言不發，跳下牆頭，順手把我也拽了下來。他拖著我跑到廚房，伸手把煤氣爐關了，然後又拖著我媽，狂奔到車棚，開啟那輛二十八吋鳳凰腳踏車的鎖，他就馱著我媽往東南方向狂飆而去。後來他發現我掉隊了，我腳踏車鑰匙沒帶，穿著一雙塑膠拖鞋跟著他們跑。我爸爸說：「來不及了，你就在後面跟著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農藥新村炸了鍋，所有的人都從樓房裡跑了出來，這種壯觀的場面只有在地震的時候才看到過。所有人都在喊，氯氣洩漏了快他孃的跑吧。我爸爸一邊猛踩腳踏車，一邊大聲喊：「頂風跑啊！大家頂風跑啊！」我跟在他後面，看見對面樓裡李曉燕的奶奶披著一身肥皂泡跑了出來。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來得及穿上一條褲衩，她胸口空蕩蕩的，一對乳房像兩個風雨飄搖的麻袋片在眾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張驚慌失措的臉，很像是一場失敗的春夢。逃命的人群根本沒有時間欣賞她，我呢，說實話，這是我有記憶以來見過的最初的乳房，雖然它是如此的狼狽，如此的多餘，但我還是忍不住多看了幾眼。我媽坐在腳踏車書包架上對我說：「小路，不許盯著人家看，不許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這會兒還有心思關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氣要是噴過來我就死了，我到死還沒看過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況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們三個穿過了浩浩蕩蕩的人群，沿著公路往郊區逃去。我爸爸騎著腳踏車，馱著我媽，我在後面穿著一雙塑膠拖鞋一溜小跑，腳上都磨出了泡，但他們還是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十幾輛消防車嗚哇亂叫著從我們身邊駛過，再後面是警車和救護車。這些車子都消失之後，馬路變得異常安靜，只有腳踏車鏈條發出的咯吱聲，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聲。天色忽然暗下來，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絲血紅色的晚霞，路燈漸次亮起，再後來連拖鞋的踢踏聲都沒了，我把拖鞋捏在手裡，赤腳在柏油路上跑著。我爸爸就把腳踏車停了下來，說，不走了，氯氣要是飄到這裡，估計連市長都被燻死了。
我們在郊區一個叫「停車吃飯」的小飯館吃了蛋炒飯，我爸爸打電話到廠裡去，廠裡說，炸的不是氯氣，是別的東西，樓上的阿三在造謠搞破壞，這個渾蛋一貫如此，極其可惡。我媽就信了領導的話，說阿三確實不是東西，經常往我家的院子裡扔香菸屁股。我爸爸說，這不能怪阿三，氯氣啊，他媽的，歷史上又不是沒洩漏過。
我爸爸是工廠裡的老法師，他知道氯氣洩漏這種事情，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他對阿三的寬容並沒有使之逃避懲罰，因為李曉燕的奶奶死啦。李曉燕的奶奶暴露出兩個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曉燕的媽媽說她是老不要臉的，於是老太太從六樓蹦了下來。這件事找不到罪魁禍首，必須讓阿三來頂缸。李曉燕全家到派出所去報案，李曉燕的媽媽哭成了淚人，她說是阿三的謠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著警察說：「你們要讓阿三這個流氓償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邊有不知情的聽成了強姦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煩，到農藥廠去了解情況，廠裡的頭頭說，阿三這個破壞分子，早就該抓進去了。既然廠裡都推薦他去坐牢，阿三也就樂得吃皇糧了，跟出差也沒什麼區別。後來他被送到勞教所去，罪名是「破壞社會安定」。
我媽說，李曉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實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乳房是個麻袋片，而且，因為我看到了它們，它們的主人竟然就從樓上跳下來死了。這事情很詭異，讓人覺得恐懼。我對化工廠也抱有同樣的恐懼，但我說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後，我拿到成績單就捱了我爸爸一記耳光，他說這種成績連做香菸販子都沒有可能。我梗著脖子挺下這巴掌，心想，爸爸，這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挨你打，以後沒這麼便宜的事情了。他打得真不賴，半邊臉都腫了起來。
打完之後，我爸爸說：「你等著進工廠做學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後一個暑假，我無所事事，成天遊蕩。不知為什麼，天氣似乎也和我作對，總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沒法到河裡去游泳，我只能獨自在遊戲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裡的零錢全都兌成了硬幣，玩了個囊空如洗，漫長而無聊的下午仍然沒有結束，於是把一個過路的小學生攔住，從他身上抄走了一塊三毛錢。小學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後回頭對我喊：「我叫我哥哥來收拾你！媽了個×！」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裡無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顆定時炸彈，他們或單獨遊蕩，或成群出動，酷暑和無聊使他們的荷爾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這種麻煩，就用抄來的錢買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時候，我爸爸已經在客廳裡坐著了。他問我：「去哪兒了？」
我順嘴答道：「複習功課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關節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經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經結束了，所有的課本和複習資料都被我賣到廢品收購站去了，就改口說：「到同學家看電視去了。」我之所以撒謊，純粹習慣使然。我們家雖然是工人家庭，規矩比他媽的貴族還多，禁止抽菸，禁止去遊戲房，禁止早戀，禁止逃課，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課外書，禁止在馬路上游蕩。受禁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愛玩遊戲機，經常會到附近遊戲房去查崗，遊戲房的老闆是我哥們，見我爸爸遙遙地過來，就打一個呼哨：「小路，你爸來了。」我扔下游戲機就往後門逃。我的腳踏車總是停在後門，騎上車子回到家，迅速攤開書本假裝複習功課。這些內幕我爸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沒跟我廢話，他從人造革的皮包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有幾排表格。我爸爸說：「把這個填好。」
這是一張工廠招工報名表，我按專案填好之後，他從抽屜裡找出我的畢業照，粘了一點米飯，貼在了右上角。我問他：「爸爸，這是哪裡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說：「糖精廠。」
「你不是農藥廠的嗎？怎麼把我送糖精廠去了？」
我爸爸搖了搖頭。這事情說來話長，當年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堂哥也是通過我爸的關係，到農藥廠去做一個學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後成了個黑社會，把車間主任暴打一頓之後揚長而去。被打傷的車間主任跑到我家來評理，他頭纏紗布，左臂打著石膏，耳朵上還有被咬傷的痕跡。我爸爸對他的慘狀無動於衷，我爸爸當時說：「做車間主任就是這樣，怎麼可能不捱打呢？」車間主任哭著對我爸爸說：「路大全，將來你兒子要是進了農藥廠，我就派他去淘大糞。」我爸爸是工程師，和他平級，當然不怕他威脅。但是，這個車間主任後來晉升為副廠長，專管人事和紀律。我爸爸說，要是我去農藥廠上班，最終結果，很可能真的去淘大糞，就算我樂意，他也丟不起這個人。
總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謀斷絕了我的農藥廠之路。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場災難。
我討厭農藥廠，因為它經常爆炸，還放出二氧化硫氣體。如果你不想聞那種臭雞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著它爆炸，然後停產。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須永遠忍受臭雞蛋的味道。這他媽簡直是人生的終極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