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裡，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地道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詞彙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麼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後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蹟一般地，她嘴裡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並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瞭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沈溺於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後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裡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麼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麼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它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象，印度門衛，馬來西亞僕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裡，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裡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牆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麼一位女才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才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於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併看作是「慈母」，那麼，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遊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夥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幹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臺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裡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階住宅區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才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是：大門口報箱裡的兩大迭中、英文早報，已經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麼早出門又是為了什麼呢？
終於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迭迭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麼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麼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臺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現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象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膠食品袋裡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裡，該坐什麼車，哪家的狗最兇，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後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後，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麼樣，卻很難想象，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繫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是的，我記起來了，幾天前我在電視螢幕前聽過這位政治家用緩慢的華語發表提倡華語的講話。嫻熟地講了一輩子英語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過華語，銀髮蒼然，目光誠懇，讓人感動。
但是，k．l．不一會兒又懮鬱起來，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這位政治家的話，但為了兒子的現實生計，還是會要求他去日本讀大學的。何況，他們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馬來西亞。
揹著一大堆華文書，揹著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眷戀，他回國了。他肯定會去日本或其它國家的，但華文書太重，他走得很慢。他還不習慣出遠門，不會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幾乎是抱著華文書走的。他回過頭來向我招手，但不願大聲地說什麼，因為他對我說過，他的華語有很重的馬來腔，怕別人笑話。然而他不怕別人笑他抱著行李、趿著拖鞋回國。啪噠、啪噠，他的拖鞋已踩過了國境線。
其五
那天，許多年老的新加坡華人都擠到了一個劇場中，觀看一臺從臺灣來的相聲劇，相聲劇的編導是35歲的賴聲川博士，獲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研究所有史以來最高成績的畢業生，目前在臺灣文化界極孚聲望。他還沒有到過大陸，但他的多數作品卻引導觀眾反覆品嚐中華民族離異的苦澀，從而來驗證一種歷史的歸屬感。這次帶來的相聲劇也是如此。
這樣的戲，不管給海峽兩岸的哪一邊看，都會引起強烈迴響，儘管是相聲劇，觀眾也會以噙淚的笑聲來品味「中國人」這一艱辛的課題。但是，今天這出戲是在新加坡演出，劇場裡的反應會是怎樣的呢？相聲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最能充分表達一個社會中某些微妙的共鳴，那麼，今天中國人埋藏在插科打諢背後的離合悲歡，還能不能被其它國家的華人理解？如果不能，那麼，我們深深沈浸其間的一切，豈不成了矯揉造作、顧影自憐？賴聲川代表著中國人來接受一次自我拷問，他膽子很大，但在開演前卻對我說，他準備啟幕後好久聽不到掌聲和笑聲。如果真是這樣，他就會沮喪地坐下來，重新苦苦思考華語在當今世界的表達功能和溝通功能。
傲無疑問，與賴聲川先生抱有同樣擔懮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劇場的朋友也會擔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開了，在場的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也就懸起來了。也許我們還太年輕、太敏感，生怕數千年曆史的擁有者在異國街市間丟臉，生怕自己的哭聲讓人發笑，自己的笑聲讓人掉淚。我這個人由於職業關係，曾安然地目睹過無數次劇場波瀾，可今天，竟戰戰兢兢、如飢似渴地期待著新加坡觀眾的每一絲反應。我無法預計，如果臺灣相聲中的俏皮話今晚引不出應有的笑聲，我會多麼難堪。
好了，終於放心了，此地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華語，我們的華語，還有控制各種海外華人的笑聲的能力。謝謝新加坡！——這種感謝自然有點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歐洲觀眾對一臺從中國搬來的傳統舞蹈熱烈鼓掌，我幾乎想站起來向他們鞠躬一樣荒誕。
賴聲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見到是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後來很巧，同在兩年前被新加坡戲劇界邀來演講，這次相遇是第三次。記得兩年前我們同住一家賓館，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到附近一處小販中心吃宵夜。我們互相『盤剝」著海峽兩岸的種種社會規範、生活細節、心理習慣、世俗趣聞，出於自尊，彼此還為自己一方辯護，說到許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語常常樂不可支、笑作一團。西哲有言，劇場裡一句微妙的臺詞引起一片笑聲，那是素不相識的觀眾在退示著一種集體的一致性。莫非我們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語言和笑聲來認同的時分？對此我與賴先生還沒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賴先生並不甘心於此，他把兩年前的笑語擴充成一個藝術作品，仍然帶回到新加坡，兌換成滿場歡騰。正巧我又在，這還不值得慶祝一下？演出結束後我們又去了兩年前天天去的那個小販中心，儘管明知那裡的小販喜歡欺侮外國人。
理直氣壯地用華語叫菜，今天晚上，這座城市的笑聲屬於中國人。坐在我身邊的演員李立群先生是今夜無可置疑的明星，我對他說：「你在臺上學遍了大陸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獨幾句上海話學得不地道。」大陸的相聲演員學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見慣，說實話，我對這一招已經厭煩，但現在聽臺灣相聲演員學來卻產生了另一種感覺，諧謔的調侃猛地變成了悽楚的回憶、神聖的呼喚。學一種方言就像在作一種探尋，一種腔調剛出口，整個兒身心就已在那塊土地間沈浸。因此，我不能讓他們學不像上海話，這會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上海。於是就在小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據那幾句臺詞一句句地教開了。賴聲川先生的母親在上海住過，因而他對我的發音並不生疏，頻頻點著頭。李立群先生從我的發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師傅，邊摹仿邊首肯：「是這樣，師傅當年也這樣說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輕一聲，重一聲，已經認真到了虔誠。這顯然已不完全是為了演出，相聲演出中的學語用不著那麼標準。
學會了那幾句上海話，一陣輕鬆，開始胡亂漫談。大家竟當著情同手足的新加坡東道主郭寶昆先生的面，極不厚道地嘲諷起新加坡人的華語水準。我想郭寶昆先生一定會原諒的：這些遠隔兩岸的中國人好久沒有這麼親熱了，一親熱就忘乎所以，拿寬厚的朋友們嘲諷一遍，好像共同獲得了一種優越感，背靠著艱深的華夏文化，驅走了闊別的懮傷、海潮的寒冷。特別是那位李立群先生，專找那些只有中國人才能聽懂的話與我對仗，跳跳躍躍，十分過癮。講禪宗，講怪力亂神，講文天祥會不會氣功，講天人合一的化境。這種談話，即使翻譯了，也幾乎沒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聽懂。今晚大家像是在發狠，故意在異國土地上翻抖中華語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湊和就越貼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講陸羽，講《茶經》的版本，講採茶的山勢、時機，煮茶的陶壺、爐炭，當然講得最神往、也最傷心的是水。喝了幾千年茶的中國人，還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來潤喉嚨？如果不多了，那麼今後講出來的華語會不會變得渾濁一點呢？
我告訴李立群，古代文人為喝幾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買泉兩眼」……
李立群來勁了：「好個買泉兩眼！瀟灑之極！不是我吹噓，我臺灣老家山上確有好泉，想法去買它一眼，你什麼時候來，我領你去喝茶！」
我趕緊叮囑李立群先生，趕快回去買下那眼泉，好生看管著，別讓它枯了。我們還不算老，也許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得悲哀，這樣的泉眼無論如何不會太多了，那種足以把華語晤談的環境推到極致的陣陣茶香，已不會那麼純淨。華語自然還會講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那部分，看來總要漸漸湮沒了。還會出現新的精雅部位嗎？但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