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龍華。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一閉眼睛，就能引出不少遠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龍華主要成了一個殯儀館的代名詞。記得兩年前學院宿舍初搬來時，許多朋友深感地處僻遠，不便之處甚多。一位最達觀的教師笑著說：「畢竟有一點方便，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蔣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於只會就地取材。」

我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鬆地說它幾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輕，說笑話稍稍有點勉強。請了病假，把學院的雜事推給幾位朋友，又有點空閒讀文學作品了。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溼。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觀自身，我有權利說一點他們的死因。單為一項工作奮鬥，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於是，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翻開書籍、鋪展文稿、拆閱來信。這又是一個世界，自己正與各國同行征戰。從來沒有在這種征戰中認輸的習慣，那就捂住扒欠，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天色微明，過幾個小時又得去開會、談話。累？當然，但想想在軍墾農場拼命的當年，對自己身體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來。鬧鍾響了，立即起床，全不理會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個籃子去買菜。菜場很遠，要走過古塔和古寺。身體不好，走得慢一點，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這地方實在是有年代了，連唐朝的皮日休過龍華時都有一種懷古感：

今寺猶存古剎名，

草橋霜滑有人行。

尚嫌殘月清光少，

不見波心塔影橫。

想著這麼漫長的歷史，心氣又立即浮動起來，真想動筆。這一年我一直在《收穫》雜誌上連載《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蹟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這項寫作被一個堅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斷了，但龍華真需要補一篇。那麼蒼老的目光通視著一座近代都市的興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說的話。哪怕是最浮爆的近代上海文人，他們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來於古老的歷史和現代的潮流之間。對這個課題研究得特別出色的是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應該把他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結構和海帕特徵的文章，再找出來讀一讀。

買菜回來，趕快走進書房，陳旭麓教授的文章怎麼也找不到，電話鈴響了，接來一聽，臉色大變。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電話中分明說的是：「陳旭麓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下午2時在龍華殯儀館舉行！」

打電話的朋友特別叮嚀：「你家在龍華，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屜裡還有陳旭麓教授的來信：「近來偶有空閒，到長風公園走走，自詡長風居士。」

但是，遺體告別儀式上的悼詞證明，陳先生根本沒有這般優閒。他剛剛到外地參加5個學術討論會回來，去世前幾小時還在給研究生講課，就在他長眠之後的今天，他案頭求他審閱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書稿，還堆積如山。

我自認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弔唁大廳裡，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個在19年前死了妻子，親手把一大群孩子帶大的辛勞父親；同時，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他不斷地從家庭生活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濟貧困學生，自己卻承受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包括對自己的子女和學生，只是咬著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第一流水平。